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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前后，中国的大革命波澜壮阔、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大批中共重要领导人云集武汉。这一时期，大革命经历了从北伐胜利在望和工农运动高涨，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而宣告破裂。在武汉开展活动的党组织、中央机关和领导人，无论是处于革命高潮之中，还是阴霾密布之下，都以坚定的信念与忠诚，引领着中国革命的航船破浪前行……
余记里“公馆”掩护的中央军委
1927年初夏的武汉波谲云诡。
汉口铭新街余记里（方位在现江岸区黄石路至瑞祥路一带）12号，是一栋两层楼的民房，门口挂着一块“西蜀杨公馆”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
“西蜀杨公馆”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当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那时周恩来刚从上海来汉不久，当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因此经常工作到很晚。与他们一起在这里居住、办公的，还有中央军委委员王一飞和夫人，以及其他十几位军委工作人员。
1927年，中共中央军委在武汉共有4个办公地，汉口的三处分别在友益街的尚德里、铭新街的余记里和花楼街，另一处在武昌的中和里。
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中国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武汉。中共中央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派大批干部到武汉，中央军委也分批迁往武汉。迁到武汉后，中央军委机构充实与健全起来，人员得到充实与增加，并且有了独立的办公地。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聂荣臻跟随先头部队进入武昌城，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他在武昌的中和里设立的办事处，也是后来中央军委在武汉的4个办公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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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之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机关全部由上海迁至武汉。5月下旬，当时还是中央军委委员的周恩来，处理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善后事宜，搭乘一艘英国商船来到武汉。另一位军委委员王一飞及工作人员颜昌颐等也于1927年5月先后来到武汉。至此，中央军委完成了由沪迁汉的任务。
中央军委当时的另一个办公地，是距离余记里不远的汉口友益街尚德里10号，一般情况下10分钟左右就可走到。聂荣臻曾回忆：“友益街这个机关多是高级的领导同志，他们经常在这里活动，……一般的接头还是在中和里。”
在武汉的约半年时间是“中央军委创建以来队伍最大、人员最多、机构最全的时期”。军委内部新成立了秘书科、组织科和特务工作处，而这个特务工作处，就是中共第一个政治保卫与情报机构——中央特科的前身，因此可以说党的情报组织机构是在武汉诞生的，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也起步于武汉。
军委的特务工作处则位于汉口花楼街的一栋民房。花楼街街道狭长，繁华但又不临主要大街，有利于特务工作处开展工作。在那里居住和工作过的有李强等人。特务工作处下设若干个股，如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情报股负责收集政治情报、军事情报，特务股负责清理叛徒与特务等。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特务工作处的相关人员往往拥有国共双重身份，如曾任情报股负责人的董醒吾，外号“董胖子”，其公开身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武汉侦缉大队队长。
特务工作处对于保存党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事前就获得了相关情报，从而使陈独秀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迅速撤离，成功避开国民党的搜捕。特务工作处后来还秘密租用船只，安全地完成了中央机关由汉迁沪的任务。
到1927年10月上旬，在武汉的中央军委工作人员全部撤往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