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给中国抗战以重大影响。一方面，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扩大，中国与同盟国军事联合的正式形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应付太平洋战争，急于结束中日战争，进一步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加重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迫害，都给中国抗战尤其是敌后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
... 杜子孚
日军为了掠夺战争物资，支援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地区为其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变为其确保的“治安区”，对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其主要的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组织军事“扫荡”加以消灭。“扫荡”战术则由以往的短促突击式进攻转为长期“清剿”、“驻剿”，由分散小股兵力的“扫荡”转为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长驱直入的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
1942年5月1日，日军出动兵力5万之众，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下，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毁灭性大“扫荡”，之后又调集重兵“扫荡”冀鲁边区。5月26日，日军师团长滕井中将坐镇德州，亲自策划和指挥这次大“扫荡”。6月9日，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三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2万多兵力，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从沧州出发，配以大批伪军，从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开始了对冀鲁边区的疯狂大“扫荡”，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边区形势日趋恶化，抗日斗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
为夺取反“扫荡”的胜利，边区党委一面按照上级命令接应冀中突围出来的部队，一面加紧做好边区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一地委在东光县高台村召开了全区县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研究粉碎敌人“扫荡”的策略，部署反“扫荡”任务。边区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开始了顽强的反“扫荡”斗争。
6月18日，坚持反“扫荡”斗争的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由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率领的冀中参观团及部分地方武装转移到东光县四柳林材(富柳林、王柳林、赵柳林、孙柳林)和大、小单家一带，机关驻在大单家村，鬲津县青年连和部分青抗先约70人驻在小单家村，鬲津县一连驻在宫柳林。此时，敌人的合击圈已形成，以四柳林村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碓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村，方圆60余里。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部队全部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19日拂晓，敌人缩小包围圈，北面之敌已到了距大单村只有七八里路的刘大瓮村。敌情紧急，地委、专署立即组织干部战士从大单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准备穿越鬲津河突围。因敌人已占领了河岸，只好原路返回，改由大单村至寺后杨村、砾桥村的交通沟转移到鬲津河堤下。此时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有些干部战士当场伤亡。突围不成，地委专署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村附近时，一专署专员石景芳身负重伤，但他忍着剧痛继续组织突围。在向崔达家村方向突围的途中，又遭到隐藏在交通沟里日军的突然阻击，6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身亡，一地委书记杜子孚壮烈牺牲。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石景芳及率领的剩余干部战士被压缩在赵柳林村东一片开阔地上。面对凶残的敌人，英勇不屈的抗日勇士们在石景芳带领下，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砖头、拳头甚至牙齿同敌人拼杀撕咬，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由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村南的一条道沟，边打边突围，在前后受敌的情况下，冲入敌群，英勇搏斗，为民族解放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斗打响后，驻小单村的青年连在地委青救会主任燕明的带领下，在敌人合围空隙突出了包围圈。驻在宫柳林的鬲津县一连在敌人的包围下，趁黑夜与敌展开白刃战，杀出一条血路，分头突出村外，但又分别遭到敌人截击，牺牲了不少同志，全连突出去后只剩下不足20人。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异常惨烈，一地委、一专署干部战士虽奋力突围，但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除一分区青救会主任燕明、一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等少数干部战士脱险外，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专署财政科长陈介清、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徐镜尧、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当地开明士绅杨万和、兰桂波以及其他干部战士共300多人壮烈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这是边区抗战史上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