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发生后，清廷于9月25日电令荣禄“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同时命令，“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着袁世凯暂行护理。”（见《清德宗实录》卷426）
什么叫“护理”？就是临时照看，既不是实授，也不是署理（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品秩照例是从一品，此职任上的人多兼大学士衔，品秩正一品，但那是官员个人的事，与这个职位没有必然关系。而袁世凯当时的正式职位是候补侍郎、直隶按察使，品秩是正二品。
9月27日，袁世凯连上两道谢恩折，一给慈禧皇太后，一给光绪皇帝。
1899年1月6日，皇太后下懿旨，赏袁世凯可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拕床”。所谓“拕床”，就是大型“冰车”，上面可以坐三四个人，可在冰面上拉着走。“拕床”这个名字还是乾隆皇帝起的。
百日维新期间，袁世凯手里有多少兵？
百日维新期间，帝后两党均拉拢袁世凯附己，这是因为袁世凯手里有兵，而且近在畿辅卧榻之旁的天津。
1894年7月14日，时任“驻朝鲜总理大臣”的袁世凯给李鸿章发电，以患病为由请求回国。此时，清日两军在朝鲜已经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两天后，袁世凯回国的请求得到朝廷允准。
7月19日，袁世凯化妆潜出汉城，在仁川登上北洋水师平远舰回国。
1895年12月8日，袁世凯以“温处道”的身份，奉旨接替胡燏棻在天津“督率创办”新建陆军，此即着名的“小站练兵”。所谓“温处道”，实际身份是浙江省地方官，辖温、处二州，即今天温州、丽水两地，品秩正四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正司局级。
因为涉及“清末新军”，咱们在之后有专门的分专题详述，这里针对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就不展开了，仅简单罗列一下。
... 小站练兵园
袁世凯是12月16日达到小站的。到达后的袁世凯从前任胡燏棻手里接管了“定武军”，原编制4750人。
袁接手后，又派员去山东、河南、安徽及锦州、新民等地招募新兵2550人，将“定武军”扩编至7300人。至戊戌政变前后，袁世凯手里有7000左右兵力是确实的。他在1898年3月30日给盛宣怀的信中明言：“傥有战事，又惟有以现练七千人，尽其在己，成败利钝，不敢记也。”（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袁世凯全集》第4卷第63页《致大理寺少卿铁路公司督办盛宣怀函》）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也写道：“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
新军的教官有一部分是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的职业军人，还有一部分是从德国聘任。
北洋新军按照德国操典训练，使用的武器也主要购自德国。其编制不仅有传统步兵，更有炮兵、骑兵和工程、运输等专业兵种。
袁世凯麾下的新军貌似按照西法训练，实际上很多制度均脱胎于湘淮军，而营中军官很多是淮军出身，其规制和风气几乎继承自湘淮军。这就又形成了当年湘淮军的模式——军队犹如私人武装，只听命将帅，根本不在乎朝廷。
当然，袁世凯比他的两位“老师”——曾国藩、李鸿章更高明，他才不会干什么“让士兵在营房中供奉自己长生禄位牌，每天叩首行礼”的事，也不会公开教育士兵心里念念不忘“袁大人是我们衣食父母，要为袁大人效命”。
他对人的控制依靠的是“利益关系”，靠的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阔绰赏赐和赠与。他为笼络人心出手绝对大方，处事绝对用心。所以，这支军队虽不同于之前的湘淮军，但其人身依附关系甚至比当初的湘淮军还强。
而小站在什么位置呢？就是今天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位于今天津主城区东南约20公里，距离北京不过160来公里。
袁世凯对变法是什么态度？
1897年12月30日，袁世凯给翁同龢写了一份条陈——《上翁同龢续论变法说帖》。他在这个建议书中说：“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袁世凯全集》第4卷第61页）
看看，说得多么好。可见，袁世凯是支持变法的。
3月19日，他在给密友徐世昌的信里还抱怨这份给翁同龢的建议被当成了废纸：“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同上书第63页《致新建陆军总理营务处徐世昌函》）
袁世凯政变前后那几天干了什么？
据袁世凯自己说，18日当晚收到荣禄传书，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命他“即日回防”。于是袁世凯让幕僚拟写了一道《夷船叵测亟须回营密事防范折稿》（该折稿原文见《袁世凯全集》第4卷第287页），请求立即返回天津。他自己说，本来计划第二天呈递皇帝，请训后即返回天津。所以这道折稿的日期署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1898年9月19日）”（见袁世凯《戊戌纪略》，也称《戊戌日记》）
...
就在他正“秉烛”修改这道折稿时，谭嗣同来访。
为说明这个问题，咱们要先捋一下那几天袁世凯自己记述的日程（见《戊戌日记》）——
9月14日，袁世凯奉诏从天津坐火车抵达北京，住进法华寺。
9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第一次召见袁世凯。
9月17日，袁世凯上《谢候补侍郎折》，第二次陛见并谢恩。
9月18日晚，拟《夷船叵测亟须回营密事防范折稿》，谭嗣同夜访密谈。据袁世凯自己说，谭嗣同在密谈中说的核心内容有三点：一、荣禄近日向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二、将请光绪皇帝在9月20日召见袁世凯时下令袁立即返津，先杀荣禄，然后带兵进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紫禁城；三、谭嗣同表示：“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
9月20日，袁世凯第三次陛见光绪皇帝请训，当日坐火车返回天津。
20日晚，袁世凯回到天津见到荣禄。因有其他人在场，没得到详述的机会。
21日晨，荣禄亲自到袁世凯住处。袁将谭嗣同夜访事详细告诉荣禄，荣禄大惊。二人相顾也没有什么“善策”。
21日晚，太后再次“训政”的电报传到天津。
根据袁世凯自己的记述，《戊戌日记》写于1898年9月29日。
通过梳理袁世凯那几天自述的日程可以发现，其中最关键的9月19日居然是个空档！
9月19日那天袁世凯干了什么？
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他并没有告密。他把密谈内容告诉荣禄时，太后已经再次“训政”了。而《戊戌日记》“公开”的时间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那一年的2月2日、4日、6日和8日，该文刊载于上海《申报》。《日记》以外，袁世凯还有《自书戊戌纪略后》一文。
对于《戊戌日记》的真伪，我个人倾向于是袁世凯本人事后的手笔或在其授意下的捉刀之作，而不是张一麟背着袁世凯或在袁死后的凭空伪造。
这是前提。
但，袁世凯写的都是事实吗？
咱们再把焦距定在9月19日这最关键的一天上。
谭嗣同离开法华寺已经是9月19日凌晨。袁世凯听闻如此大事，正像《戊戌日记》所述：“予闻之魂飞天外！”这是情理之中的正常反应。
但此后的19日整整一天，袁世凯一动没动，一直等到20日皇帝的召见。然后坐火车回天津，到21日清晨才将密谈一事向荣禄和盘托出。
其中最可疑的是，《戊戌日记》记载，袁世凯在20日晚已经见到了荣禄，却因叶祖圭和达斌（字佑文）的到来，竟然“不得间”向荣禄和盘托出密谈细节，需要“约以明日再造详谈”。21日清晨，荣禄又亲自到袁世凯的住地“枉顾”，也就是主动来访，袁世凯才将事情详细告诉荣禄。
这合乎情理吗？
谭嗣同所谈涉及的是什么事情？袁世凯从18日晚憋到21日早上才和荣禄道出实情？而他刚道出实情，太后再次“训政”的电报就到了天津。
我个人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袁世凯疯了。
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
如果确如袁世凯所说，荣禄和慈禧会怎么定性他这个人？咱们换位思考，那只会使袁世凯在已经获悉维新派“围园劫后”计划之后，却逡巡观望、首鼠两端的情形暴露无遗！
这里先不说维新派能不能成功，有此想法和计划就是灭九族的罪。他袁世凯在获悉这“惊天逆谋”之后，居然拖延了48个小时不报告！你袁世凯该当何罪？以袁世凯的精明果断，他会这么干？我是绝对不相信。
最大的可能是，袁世凯在19日凌晨谭嗣同一离开就有了动作——“告变”！而他那道《夷船叵测亟须回营密事防范折稿》是在谭嗣同夜访之后写的。什么英国军舰居心叵测，游弋于大沽海口，荣禄召他火速回津全是幌子。他是想以此为由，面圣请训后亲自回天津告变。但经过权衡后断定，时间来不及了！故而决定通过其它途径尽快把消息传出去。所以，那道奏折最终只是个草稿，而没有呈递给皇帝。这样，才是合乎情理的。
袁的告密有两个途径，一是派人往天津向自己的直接上司荣禄告密；二是在京师就地解决。
《戊戌日记》中，记述了袁世凯从9月14日至9月20日的6天里，见了京师多位要人：9月16日，刚毅、王文韶、裕禄，这是当时军机处里保守派的三大代表；9月17日，在颐和园偶遇庆亲王奕劻，“匆匆数语”；9月18日，李鸿章，拜访奕劻未遇。
9月28日，裕禄就接替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则入军机处，“所有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并着裕禄帮办。”这只是日常的官员调动？
袁世凯究竟通过哪条途径“告变”，我不敢确定。但他一定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所以才在政变后获得重用。
但有一点也必须注意到，慈禧突然决定返回西苑是在9月18日晚。因此，这个决定和袁世凯与谭嗣同的密谈并无关系。
最有可能的是，慈禧在9月18日已经决心就变法有所动作，9月19日或20日袁世凯“告变”的消息送到慈禧手上，这坚定了老太太动手的决心。或许她一开始并没想以如此激烈的方式介入，袁的告变加速了政变的发生，加剧了慈禧反应的烈度。
根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慈禧在9月18日做出19日回西苑的决定，21日即回颐和园。同时，在离开颐和园之前，慈禧还命令敬事房安排了9月29、30和10月1日在颐和园的三天唱戏，这是为中秋节准备的。可见，老太太当时应该没想到几天之后会出现如此危急的局势。
综上，我个人认为，虽然慈禧启动干涉变法行动的时间早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的告密加速了政变的发生，加剧了慈禧反应的烈度。所以，袁世凯告密引发政变的观点依然推翻不了。
同时，以袁世凯当时的出身阅历和现实境况，告密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再次换位思考，如果换作我，我也会告密……
康涛
2020年7月1日于北京研磨时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