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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民国时期，这里孕育了一大批享誉海内的民族企业。正广和汽水、光明牌雪糕、佛手味精、百雀羚化妆品等品牌，迄今耳熟能详。不过今天要说的这家企业，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这家企业的名字，叫做三友实业社，由三个中国人联合创办，主要经营棉纺织品。二十年代末，在上海的数十家本土棉织厂中，三友实业社的业绩最棒，规模最大，质量在业内也是数一数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是民族纺织业的骄傲。不过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这家如日中天的企业却摊上了大事，数百名工人对其发起控诉，并最终引发了上海工人和资本家团体的激烈对峙，一时间引爆了整个上海滩。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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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三友实业社的诞生1912年，三友实业社在上海诞生，它的创始人分别是陈万运、沈九成和方智达，三人皆来自宁波。一个曾经是蜡烛店的学徒，另外两个则是烟纸店的伙计。“三友”之名，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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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实业社创始人：陈万运（左）沈九成（右）民国时代的企业家，大多出身贫寒。他们成长于国家多事之秋，不少人怀着产业报国的志向白手起家。在大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土，他们逐渐站稳了脚跟，并在消费品市场上和洋品牌展开了竞争。三友实业社最早以经营棉线起家，这里所说的棉线，主要是用来点蜡烛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电力供应严重短缺，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寻常百姓家里仍得靠点蜡烛维持照明。1915年后，三友实业就从生产烛芯改为制造毛巾。后者的利润率比前者要高很多。不过在当时，日本毛巾凭借优良的品质畅销市场，国内厂商一时间难以与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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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实业的机会，来自“五四”以后。基于国内的反日浪潮，平民大众纷纷抵制日货，而三友则凭借民族自主品牌——三角牌毛巾，使国产毛巾第一次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从此以后，三友实业社便一发不可收拾。1926年，三角牌毛巾参展费城世博会，荣获纺织品类“丙等金奖章”。1929年，三友实业社在杭州开了分厂。两年后，公司已经拥有17个加工厂，7000余名员工，总部设在南京路。并在武汉、广州、香港、新加坡等地开设了36家分公司。为了扩大销路，公司还聘请着名漫画家张乐平，以及女作家冰心，为企业创作广告画与广告歌词。假如一切顺利，那么三友实业社完全有机会做得更大，一颗民族轻工业的巨星正冉冉升起。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这一回，是日本人找上了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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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的黄兴路上，曾坐落着三友实业社的总厂。1932年1月18日，五名日本和尚在这里寻衅滋事，工人们怒不可遏，予以回击。很快，事件就从一场民众层面的普通斗殴，升级为国家层面的武装冲突，最终酿成了着名的“一·二八事变”。日军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占领了三友实业的工厂。1300多名工人被迫撤离，工厂一时间无法复工，公司不得不承受巨额的经济损失。事后证明，这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事件爆发近四个月后，淞沪停战协议签订，日本人从工厂撤走。可是对三友实业社的工人而言，麻烦并没有结束。2/7 失业的工人们经历了此番劫难，三友实业社的管理层与投资方认为，继续在上海开设工厂，对企业而言已经无利可图，甚至是一桩赔本的买卖。首先是因为上海时局动荡，虽然日本人最后撤兵了，但难保他们下次不会再来。长此以往，谁还敢在上海做生意？不过，即使日本人没有占领工厂，公司方面也在考虑把工厂转移到外地。其原因，就和后来的欧美跨国公司把工厂搬迁到亚洲国家一样，主要是基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考虑。外地工人的工资不及上海工人的一半，干活也不见得不卖力。
最后一点就是，上海的工会组织强大，这让资本家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常头疼。上海工人不仅维权意识强，而且团结守纪，行动起来也非常讲究策略。如果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他们会同资本家闹到底。作为商人，自然不想雇佣不听话的人。更何况，“一二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面临巨额亏损。换到任何一位老板，都会考虑降低成本，减少人工，使企业继续存活下去。于是，公司计划把上海工厂的机器转移到杭州去。这也就意味着，届时将有700多名上海本地和外地工人失业，他们的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当然，工人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以便要求工厂重新开工，另一方面则寻求政府的帮助。为了防止公司拆除机器，他们干脆就住到了厂里，日夜守护着那些设备。
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期间，上海市政府还出面调解，政府要求工厂迅速开工，并在之前向工人提供食宿。然而，三友实业社对此并不买账。公司方面坚称，企业已经发清了所有人的工资。剩下的事情就是工人的，和企业没有丝毫关系。面对资本家的强硬态度，政府当局只能退一步。在承认三友实业亏损的前提下，要求公司恢复一部分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依法安置，若超过公司承受范围，则可以进行解雇。很显然，这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决议。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是要所有人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现如今，大部分人仍旧无法摆脱失业的命运。而对于企业家而言，他们也没能因此节省多少，安置工人的成本，最终还是得由他们来承担。3/7 中央政府介入从1932年4月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先后8次向市政府上诉，希望政府能够出面，挽救他们的生计。然而，地方政府的表现却一再令人失望。工人们总觉得，政府当局在处理此次危机时，过分地偏袒企业主。长此以往，工人们的权利将没有伸张的机会。万般无奈之下，工人们只剩下一条路可走：进京上访。
民国的首都在南京，事情闹到了中央政府那里，南京方面不能不重视。在了解了事件的详细情况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出手干预。1932年七月，中央方面派遣调查员前往上海，对这场劳资纠纷的前因后果做了详尽的考察。调查员认为，三友实业社所呈报的亏损状况即便属实，也不免有夸大的嫌疑。另外，调查员还认为，地方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时，有偏袒商人的嫌疑。但公司仍旧不为所动，他们非但没有按政府的要求复工，还停止向工人提供临时生活费，甚至切断了他们的生活水源，想让工人自生自灭。这无疑点燃了工人们的怒火。为了扩大影响力，他们组成了请愿团、哭诉团、绝食团，希望进一步获得政府和媒体的关注。一时间，这家曾令国人骄傲的民族企业，竟成了冷酷与嗜血的代名词。
八月份，中央调查组前往现场，慰问了绝食的工人。并表示这是“中国20年来最悲惨之表现”。不久之后，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央民运会致电上海市政府，认为此次事件“情形甚惨，务恳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并要求对工人的生活予以充分接济。中央政府摆明了立场，事情都闹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工厂再不开工，后果自负。随后，这份电文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引起了沪上各界的关注。实事求是的说，国民政府这次主要站在了工人这一边，替他们说话，并责令三友实业与地方政府迅速改正。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展现出了难得的强硬，令全国的工人阶级看到了希望。毕竟，一旦事态闹大，引发上海全市乃至全国的工人大罢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作为政府，维护社会的稳定是当务之急，至于资本家的那点经济损失，在大局面前自然是微不足道。那么，面对中央政府的强势，三友实业社有没有妥协呢？很遗憾，他们非但没有让步，还把上海的商界大佬们一起拉进来，加入了“维权”的行列。4/7 工商业界的反击就在中央政府的电报发表后不久，上海52家企业在媒体上发表联合宣言，抵制政府的命令。其中不乏永安纱厂、大生纱厂、天厨味精厂这样的知名企业。企业家的理由也很充分。做生意，赚钱实属天经地义。企业无论裁员还是重组，都是商人自己的事情，政府无权干涉。强迫企业开工接纳失业工人，等于强迫商人做亏本的买卖。这不仅会扰乱工商业的正常秩序，还会打击企业家们的积极性。
...在这份联合宣言中，作者认为，强迫开工属于侵犯了“绝对私权，不但违反约法精神，且开世界未有之恶例。”你看，文章字字确凿，似乎也不容反驳吧。这份声明等于在向政府发问，你是选择同情工人？还是选择要一个稳定繁荣的营商环境。如果政府一再响应工人，动不动就要求工厂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办，其结果只能令广大商人撤资，谁还向你贡献税收？可以预见，这份声明一经发表，全上海的工会组织群情激愤。先后有27个工会组织发表宣言，支持中央政府的决议，并恳请政府对三友实业社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甚至要将资本家绳之以法。就这样，劳资双方以舆论为阵地，打起了激烈的口水仗。彼此各执一词，一方以道义为武器，另一方则以法律为掩护，你来我往，剑拔弩张。给这个炎炎夏日增添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
...随着口水仗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组织加入战团，前后共涉及工商界与工人团体150多个，参与人数竟达20余万人。不过，尽管舆论战打得难分胜负，政府当局始终未改变立场。八月底，国民党中央民运会致电上海市政府，认为此次事件“群意汹汹，事态紧急”，并对商人以法制为幌子剥削工人予以谴责，“借曰正当营业应有法赋之自由，而使剥削可以无厌，杀人不见流血······是亵渎约法之尊严，反背革命之意义。”
...不仅如此，政府当局还在其主办的官方刊物上，驳斥了上海工商界的言论，明确地把资本家置于社会与政府的对立面。甚至还用了“中国资产阶级自取灭亡之道”这样的词句，希望商人们迫于舆论压力改弦易辙。但即便如此，仍旧无法令上海的商人们低下倔强的头颅。5/7 冲突白热化进入九月份以后，上海工商界开始组织反击。9月9日，中华工业联合总会致电中央政府，表示对当局的指责无法接受。他们还以巨幅的版面，刊登了商人给中央政府的电报，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往常一样，商人仍旧抬出了“法制”这块金字招牌。但他们将事态的严重性做了进一步的渲染。
...如果政府绕过法律，用非常手段干预企业经营。那么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也可以从非常手段谋取胜利。到了那个时候，法律也就形同虚设，局面也会失控，好几代人辛辛苦苦创建的法制环境，将会毁于一旦。一边是祈求讨回公道的工人群众，一边是号称要维护营商秩序的资本家。到底要顾全哪一方，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不过，此次事件也让当局看到了法律的缺陷。根据先前国民政府的《劳资争议处理法》，政府一旦对劳资双方实行仲裁，资方若不服裁决，政府则无权强制执行。这就等于承认，即便资方被判定有错，他们还可以继续有钱任性，反正你也不能拿我怎样。这就是三友公司一再把政府的三令五申当做耳边风的原因。所以，要想彻底地驯服资本家，就必须修改法律。于是，上海市政府呈请国民党当局，希望重修《劳资争议处理法》，给政府强制执行劳动仲裁的权力。
...终于，1932年9月27日，中央政府公布了新的《劳资争议处理法》，政府获得强制仲裁权。那么，国民党当局是否真的获得了压制资本家的尚方宝剑呢？很遗憾，结果依旧让人大失所望。1933年1月，三友实业向法院提起上诉被驳回，本来，上海市政府理应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但商人们毫无所惧，他们依旧拒绝开工，愣是不把裁决书放在眼里。但是工人们等不及了，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的表现过于软弱，长期以来对资本家的姑息养奸，是他们对政府判决置若罔闻的根本原因。
...至于商人这一边，则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我就是不开工，你能把我怎么着？难道你还会派人拿枪指着我的脑袋，逼着我把机器设备打开不成？所以，大伙千辛万苦换来的裁决书，仍然是废纸一张，对资本家无法起到任何约束作用。6/7 事件的解决但事情总不能一直拖着吧，又一年即将过去，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眼看着就要陷入僵局。最后，终于有人站了出来。这个人既不是政府要员，也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而是闻名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
...杜月笙杜月笙的解决方案是，三友实业支付工人6.5万的解雇金，作为对失业的补偿。而工人则必须放弃要求工厂复工，并承诺不再向公司索取生活费。这等于否定了政府的强制仲裁书，工人们还是没能争取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尽管国民党当局为解决争端也付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此次事件的最终结局，却把他们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首先，无论是政府措辞严厉的公开声明，还是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件，在强势的资本家团体面前均形同虚设。其次，这件事折腾了那么久，从舆论武器到法律武器，政府和工商界大动干戈，仍旧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事件的最终解决，还得借助于杜月笙这样的民间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政府在处理此类社会问题时，丧失了应有的权威性。从而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规模收购华资企业埋下了伏笔。
...故事说到这已经差不多了，你可能会问，三友实业社后来怎样了呢？很可惜，三友实业社没能延续之前的辉煌。工厂搬至杭州后，抗战爆发，杭州的工厂再次被日军占领。创始人之一陈万运因为拒绝和日本人合作，前往上海租界隐居，工厂实际上停止了运营。抗战胜利后，三友实业社回到了上海。但此时的上海滩已经今非昔比。经历战火的摧残，公司资金严重短缺。而来自美国的日用品在中国大行其道，进一步挤占了本土品牌的市场空间。新中国创建后，三友实业社逐步转为公私合营。1979年更名为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后一直生产毛巾。只是名气大不如前，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三友实业社的过去也渐渐被人遗忘。7/7 总结这场轰动全国的劳资纠纷，历时两年之久。表面上，资本家似乎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从长远来看，这场纷争没有真正的赢家。无论企业、工人还是政府当局，冲突给各方留下了裂痕，导致彼此失去了信任。当然，此次事件的时间跨度之长，牵涉面之广，在民国商业史上实属罕见。孰是孰非，我们不做评论，毕竟历史是复杂的。站在后人的角度，我们所要做的，是理解当事人的局限性。
...工厂搬迁，工人失业，他们要求重新获得饭碗。这个诉求合情合理，因为在工人看来，工厂亏损，不是他们的错。政府也对工人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但从企业的角度，如果继续开工厂已经不赚钱，解雇工人就是合理的，这就和今天大企业裁员一样。企业的行为，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的逻辑。从政府的角度，工人需要得到安置和补偿，这无可厚非。但是否就应该就此强迫企业开工，宁冒亏本的风险也要把生意做下去呢？这不仅在经济上不合理，在操作上也不具备可行性。
...民国时代工人团体工人要开工，但这违背了企业最基本的商业原则。企业要解雇工人，但这违背了工人最基本的生存原则。两者在基本点上难以达成共识，也就注定了这场纠纷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当局软弱无能，或者不懂经济呢？也不能这么说。要知道，那是八十年前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市场尚不发达，相关的社保救济体系也不够完善。政府能想到的办法，也许真的不多。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真正缺乏的，是一种被社会学家称作“共同体意识”的东西。所谓共同体意识，就是无论企业家还是工人，都能在同一种价值观的引领下，朝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是工业社会，尤其是后发国家崛起的关键条件。二战之后的日本，正是凭借强烈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了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强国。首先，日本通过创建终身雇佣制，把员工和企业的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其次，日本文化中的忠诚思想与集体主义信仰，使员工乐意为企业做贡献。最后，日本政府有意识地抑制了工会的影响，大大降低了劳资冲突产生的可能性。说到底，共同体是长期环境演化所形成的共识机制，它能让人创建自信心与公平感，在自私与利他之间做出平衡。共同体意识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经济、制度乃至文化共生的产物。是工业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当然，需再强调一遍，共同体是一个工业时代的概念。对于今天这个网络社会，基于集体主义信仰的共同体正遭受挑战。不过这是后话，只要你相信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工业积累，就必然要经历一个创建共同体的过程。曾经的日本，今天的中国，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