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椎伤害+忧郁症]
芮娃.罗曼诺斯基（Rrtva Romanowsky）
芮娃.罗曼诺斯基是芬兰人。她于一九五三年偕夫婿赴美，她的丈夫阿卡迪曾在俄罗斯军方任军官，目前在南加州任汽车维修师。芮娃曾于赫尔辛基音乐学院修习音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和丈夫育有十名子女，定居洛杉矶市郊的塔沙纳（Tarzana）。
一九四五年，芬兰正值春天，赫尔辛基春意盎然，从空气中可以感觉到夏天快要到了。漫长的战争终于过去，我们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忙着在街上为基督作见证，一方面也不忘如平日一样地嬉闹。
然而在其他角落，气氛并不是那么欢乐。数以百计疲惫而焦虑的人从战场回乡，有的刚从战俘营出来，有的刚从军队解役。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只得借住教会地下室的临时收容所。
爱情在芬兰开花
我毕业之后，参加姑婆的七十五岁寿诞，在那里认识了阿卡迪。他是位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曾经是战俘，唾弃共产主义，正在协助制作芬兰的反共产主义广播节目。他流浪异乡，可以说是战争的受害者。
我们住得很近，开始定期约会。我是个教徒，而他却心系大千世界，但是我们仍为彼此所吸引。该年秋天，在我进入赫尔辛基音乐学院攻读声乐和钢琴之前，我们宣布订婚了。九个月后，我们结婚了，证婚人一位是路德教派牧师，另一位是东正教主教，两人在牧职上不相往来，但都表明爱慕同一位耶稣。
从政治上来看，弱小芬兰的处境日益艰难。斯大林的手下遍布各城，共产党正极力要争夺政权。共产党时常在晚上发动逮捕行动，我们经常有邻居半夜被抓走。阿卡迪警告过我，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事情真的发生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为即将出生的小孩准备摇篮时，他们就来家里带走阿卡迪。然而，他又戏剧化地逃出。我们摸黑逃跑，长途跋涉，最后终于来到美国。但是一开始我们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跟着地下组织躲躲藏藏，后来逃到瑞典，最后在英吉私海峡一场船难中逃生，在爱尔兰上岸。直到六年之后，我们才历经千辛万苦，踏上美国自由的土地。
考验在美国开步
然而，我们虽然获得政治自由，却仍受到罪和老我的捆绑挟制。我们育有四个儿子，全家人挤在纽约一间窄小的公寓里。阿卡迪得知在洛杉矶有个汽车修护技师的工作机会，于是我们举家前往，横越了大半个美国。
我们仍继续寻找着向往已久的自由。我还记得当年还在教会中学读书时，有一次在布道大会中，我接受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在神的祭坛前跪下。那种美妙的感觉，令我难以忘怀。我也记得当时参加早祷、午祷、晚祷以及周日崇拜时那种美好的感觉。我心想，或许重新拾回规律的信仰生活，可以带来我所需要的释放。
当我们在爱尔兰时，我深深被天主教仪式所吸引。我们到了美国后，我会加入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但是都不能获得满足。由于换过几间教堂仍无法满是我的心灵，于是我最后加入洛杉矶一间罗马天主教教会。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悲剧。阿卡迪出了车祸，一条腿打上石膏，六个月后才能拆下来。他膝盖不能弯曲，行动不便，以致无法继续工作。他放弃汽车技师的工作，在洛杉矶买下一间酒馆。但是过不了多久，酒馆经营不善，亏损连连。我们很快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票喝酒的朋友不时来家中饮酒作乐。我的心情坏透了。
紧接着我的第九个孩子出生了。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我从医院回家时，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我接受了脊椎麻醉，整个神经系统都受到影响。我的情绪崩渍了。
一年前，当我的第八个孩子出生时，我的脊椎就已经在脊椎麻醉时意外受损。后来我慢慢复元了，但是第二次脊椎麻醉使得旧有症状变本加厉，包括剧烈疼痛、头痛、晕眩、昏厥、记忆丧失，还有忧郁。这一切就好象是灯光突然熄灭，彩色的世界顿时变成一片黑白。
病痛席卷身心
我向来是个强壮健康的女性。我的斯堪地那维亚血统使我不容许自己变成孱弱的家庭主妇，被一屋子的小孩子磨光了精力。我深爱我的孩子，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能够热情有活力地安排每一天的生活。
而今我却害怕面对早晨，整天没来由地哭泣不止：一个人躲在阴暗的屋子里，脑海里徘徊若死亡的念头。
妇产科医师将我转介给一位内科医师，后来又转给神经外科医师，最后转至精神科门诊。他们开了许多药给我吃，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虽然我每次服用的剂量很高，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后来我尝试藉酒浇愁。我以前从未喝得醉醺醺过，但是，每天早上阿卡迪一踏出家门后，我就开始喝酒。等到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学回家时，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没有人警告过我，在服用抗忧郁剂时同时喝酒，可能会致命。不久之后，我已经不成人形。
夜复一夜，我瘫在沙发上，看着阿卡迪下班回家，系上围裙准备晚餐。屋子里杂乱无章，小孩子也无法从我这里获得一丝关注。
五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可以磨光任何人的耐性，但他是我所见过最慈爱、最温柔的男人。我有时会好奇，他那训练有素的耐性到底是在多年俄罗斯军旅生涯中养成的，或是在芬兰的监狱里磨出来的？
我根本无力成为阿卡迪的贤内助。我所能做的只有躺在沙发上，瞪大眼睛看着他帮婴儿换尿布、洗碗。我们的钱花完了，付不起药费，于是，廉价烈酒成了我惟一的解愁丸。
朋友带来卢尔德（Lourdes）圣地的圣水，希望能医好我受损的脊椎、关节炎和糖尿病，但是，于事无补我甚至还向一位有医治恩赐的天主教神父求助，然而，神医治我的时间还没有到。
我们卖掉房子，搬到乡下。我一度以为我的病快好了，但是疼痛和忧郁症再度发作。我多么不想再活下去！神似乎听了我每一个祷告，惟独求死的这一个例外。但我明白神要我亲近祂、与祂同行，然后祂才能医治我。
我们搬回到洛杉矶。我知道我必须找出方法，重拾快乐人生，我不能继续这样消沉下去了。有时我甚至觉得，自杀还比面对另一个明天来得更吸引我。
我想着，如果我能走出屋外，或许就能重拾生活乐趣。然而，单单是走出屋外就够累人了。印象中的洛杉矶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是在洛城度过的头一天，就令我感到沉闷乏味，和过去的生活没两样。
生命惟一道路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心不在焉地随手从架子上拿起一本书，名叫《别告诉别人》（Tell No Man），作者是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Adela Rogers St.john）。我心想，这也许会有帮助。我不自主地掏了一下钱包，发现钱不够，但是，至少让我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来。
我翻开第一页后就爱不释乎。我想，神会再度触摸我生命的。读完这整本书之后，我知道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惟一的道路。
我再度回到天主教堂，规律参加弥撒，但是我的身体持续恶化，从脊稚尾部痛到肩膀，引起后脑疼痛。我只能弓着身子在屋里走动。
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竟然再度怀孕了。我呐喊着：「我不认为我受得了再添一个宝宝。」但是，我怀的不是一个小孩，而是双胞胎。当医师告知我怀的是双胞胎时，我几乎要崩渍。忧郁症旧疾复发，我觉得自己面对的是没有希望的将来。
经过长达十四小时的分娩过程，双胞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出生了，但其中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夭折。我央求医师不要再帮我进行脊椎麻醉，然而我是接受慈善救助的病人，没有人理会我的警告，医师最后还是执行了脊椎麻醉。我从医院回家后，剧烈的脊椎疼痛再度发作。医师要我在家好好休养，但我是十个孩子的妈，只好把医师的叮咛放到一边去。
我们的景况很不理想，我们在陌生异乡客居，夫妻两人都不太会说当地的语言。阿卡迪拼命工作挣钱，好让我们有地方住，一家人能得温饱。我的脊椎疼痛不止，挣扎着想从忧郁症的深渊爬出来，身心饱受折磨，甚至觉得神已经离弃了我。我能怎么办呢？我能往哪里去呢？
有一天下午，我躺在沙发上时，电话响了，是位可爱的爱尔兰女士，艾薇，汤普森太太打来的。我们是在一年前认识的，她告诉我她想来我家看看小婴孩。我记得她一直为多发性硬化症所苦，但是当她走进我家时，判若二人。她看起来好极了，好像年轻了二十岁。我惊讶地问：「你发生了什么事？」
她微笑着简单告诉我：「我遇到了耶稣，而祂医治了我。现在我加入凯撒琳.库尔曼的诗班，在神殿大会堂服事。下次聚会时，你何不跟我一块去？」
我为着她的关怀深受感动，但是对于参加医治布道会意愿不高。我说：「你知道的，我是天主教徒啊！我从不让不是天主教的人为我按手。
永生神的灵
然而，近两个月以来，她的邀请在我的脑海中徘徊不去。十一月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早上，我起来参加了早堂弥撒。一回到家就接到汤普森太太的电话，她说：「库尔曼今天要在神殿大会堂举行聚会，我们会在早上十一点三十分出发，你和我们一起去好吗？」
我说：「不了，艾薇。我不想去，而且我也不相信这种事。此外，现在正在下雨呢！」
她说：「胡说，你快点过来吧！我为了你参加这次聚会，已经预备多时了。」我后来才知道，她的意思是指，她己为我祷告好一段时间了。
我最后基于礼貌而答应了。我的背痛得要命，幸好隔天早上和医师有约诊。我坐上车，开车到汤普森太太家，到了她家门口时，发现他们都在等着我。
我忍着痛爬进汽车后座，我们出发前往神殿大会堂。当我们高速行驶在好莱坞的公路上时，汽车轮胎摩擦潮湿的路面，发出叽叽的响声。汤普森太太也轻轻地哼起诗歌，我仔细听她唱些什么，她唱着：「永生神的灵……」
我也跟着她哼了起来，突然之间，我的背部有种众特的感觉。那是一种神秘、刺痛发麻的感觉，一开始时头部最先感觉到，后来再往下传到整个脊椎。事实上，我听到背脊骨发出喀啦的声音。
我感到害怕而困惑，向四周望了望，看看汤普森一家人有没有发现到我有异状。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汤普森太太仍继续哼着诗歌，和小雨打在车窗发出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我感到心情愉悦舒畅，在后座闭上了眼晴。我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触碰我的身体，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疼痛消失了，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我内心有着全新的感受，就象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这还只是个开头，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奇事，连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
我们从公路开下交流道，经过两个街区，来到高耸的神殿大会堂前。汤普森先生先让我们下车，他再一个人去把车停好。汤普森太太从侧门进去和诗班会合，我告诉她，聚会结束后，我们在会堂大门口碰面。
由于外面在下雨，入口处的前门提早打开，我就进场去。大会堂内空间广阔、美轮美奂，令我惊奇不已。数以百计的人拥进来，识着找到前排座位。我站在大厅走廊，环顾往来人们认真的脸庞，看着一批接一批冒雨赶来的人，匆匆忙忙穿过走道进入会堂大厅。
我随着人群走到大厅的入口走道。我才走进大厅一、两步，就感到一种奇特的感觉笼罩全身。我的腿开始发软，但我没有晕过去，我的意识还很清醒，只是站立不住。我还来不及扶自己一把，就已经跪倒在走道上。我大喊：「天啊！我是怎么了呀？」
人们鱼贯而入，挤向仅存的前排座位。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我是跪在地上祷告，但我只是站不起来。
我扶着椅背站起来，两腿还在发抖，走路也不稳。一位负责招待的工作人员走过来，我问他是不是可以坐在保留座位区，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腿突然发软，然后就向前倒下了。」
我找到座位，坐下来等聚会开始，心里反覆思索着发生在我身体上以及生命中的事。首先是在车上的奇特感觉，现在又经历了这种体验。
圣灵降临在这里
凯撒琳.库尔曼邀请六位海军陆战队军官到台上接受表扬。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就站在走廊上看着她为人祷告。她一祷告，军官们都倒在地上，我心想，这会不会是某种集体催眠？
突然间，毫无预警地，我的腿又开始发软，向后倒在座椅上。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腿部的肌肉不听使唤。我不断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讲？我漫无头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聚会继续进行，库尔曼开始宣讲信息。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想，这真是亵渎神，这个女人怎么可以称神透过她来说话？她又不是神父，甚至连修女也称不上。
她结束讲道时请大家低下头来，我照办了。「圣灵降临在这里，你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祂将会把你心见所求的赐给你。你只管向祂求。」我心想，我能做的就只有合作了。我双手捂着脸，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忽然间，我惊见耶稣基督就确确实实地站在我面前。祂是如此明亮，以致我不得不抬起头来，或是用手遮住眼睛。我知道祂就站在我面前。
我的脑海中千头万绪，就有如公路上呼啸往来的车子。我该祷告些什么？祂要我说些什么？我生命中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出乎意料地，我一开口，就脱口而出：「赦免我的罪！」
我一开口说话，就立刻感受到神的爱充满了我，就好像是祂亲自以祂的爱为我施洗。
我的泪水潸然落下，但我并没有真的哭出声来，只是眼泪夺眶而出。我双手还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间流下。我知道我得走到会堂前面，告诉库尔曼发生在我身上的奇妙大事。
我再次被招待同工拦下来，他问：「你已经被医治了吗？」
我因为这属灵经历而浑然忘我，完全忘了在汽车里的经历。我回答：「我不这么认为，我只是想告诉库尔曼女士——我内心的奇妙感受。」
也难怪招待同工会以为我在作怪。他和蔼地建议我坐下来，等到聚会结束，但是我怎么也坐不住，两度试着冲到前面去，却都被拦了下来。
聚会最后库尔曼呼召群众走到台前，她一说完，走道立时挤满了人潮。我心想，我的机会来了，于是和其他人一起走到台前。
我们被带到侧厢房，聚会服事结束后，库尔曼推开门进来，我们全部的人都在等她。我心想，现在我有机会可以告诉她了。但是，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缩起来，而且不断向后退，一直退到门口。」
接着库尔曼说话了：「有件事比你的身体得医治伟大得多，就是你的灵魂得医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我们都会经历第一次的出生（从肉体而生），但是若要从圣灵重生，就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忽然间，我感到很害怕。我不明白她所说的，于是打开后门，走到街上去。我心里想，我实在应该留下，但是我的脚却不听使唤，愈走离她愈远。
天主教徒过见神
汤普森一家人在会堂前接我上车，我们开始了长途的回程。他们都很想知道我到底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他们说，我最后胆怯了，不敢让库尔曼为我祷告。我们到家时，汤普森太太坚持要我进屋坐一会儿。我一进到屋子里，她就转身对我说：「芮娃，让我为你祷告。」
我抬起头，看到她走向我，她把手伸出来，按手在我的头上。我大叫：「不！」同时一骨碌地跳起来。我边喊：「不！」一边夺门而出。我走下台阶，钻进自己的车子，然后火速把车开到街上。我感觉到一阵悔意，心里自责着，这样对待一位朋友实在是糟糕透顶，更何况不久前，我才刚在神殿大会堂里得着奇妙的经历。但是，我还是闷着头一路开回家。
就在这时候，在神殿大会堂经历到的那种罪得洁净的感受浮上心头。我心中扬起赞美与敬拜的美妙诗歌，不禁开怀高歌。虽然我大多用芬兰母语唱诗，但是这一次我唱诗的语言和音调却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种奇特、从未听过的语言。我不知道自己在唱着什么，但我知道我唱的是赞美诗，而且我一点也不想停下来。我继续开车行驶在街上，发自内心深处歌唱赞美，让圣灵完完全全引导我唱出曲调和歌词。
我在超市前停下车，以便帮孩子们买些面包和牛奶。我感到喜乐满溢，无法自抑。我一回到车上，就再度用自己也不懂的奇特语言唱起诗歌来。这真是太美妙了！
我把车子开进家门口，停在屋子前，心里忖度着不知道待会儿要和阿卡迪和孩子说什么，我甚至连发生了什么事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和他们分享？因此，我决定什么都不说。如果所发生的事是真的，他们一定会很快发现。如果不是真的，那么，我也大可不必在他们面前出洋相。不一会儿我就得到答案了。我一踏进屋子里，孩子们就发现了我的不同。「妈咪，一定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看看你的眼睛在闪闪发亮！」
我弯下身子，把他们拉近身旁。我竟能够弯下身子而不感到疼痛，这真是太美妙了！我感染到他们心中的那份喜悦，真是何其美好。能够活着又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没隔几天，阿卡迪轻柔地和我说：「你变了，芮姓。」我说：「你注意到了？」
他说：「我不禁要注意你，因为你变得好健康。最重要的是，你变得好快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直在等他问我这句话，那天晚上，我倾心吐意地把所有的事和我那温柔和蔼的丈夫分享。我说：「改变的确发生了，我得医治了。不但背痛好了，连关节炎都好了。最近的医学检验报告显示，我的糖尿病也全好了。阿卡迪，我还要告诉你，我的忧郁症也痊愈了。
你知道吗？我从星期天回来后就再也没有哭过。」他点了一下头，眼眶里满是泪水。
「阿卡迪，此外，我还要告诉你，我已经不再需要吃药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用服药了，连阿斯匹灵都不会服用过。同时，我也不再喝酒了。」他微笑地柔声说：「我知道，我知道。」
无神论者想认识神
阿卡迪的背景和我大不相同。他出生于波兰华沙，但小时候搬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Minsk）。十三岁那一年，他的双亲被送进政治集中营，从此一去不返。他和弟弟妹妹被迫流浪街头，靠着行乞换取零碎食物，到他找到工作才结束行乞的日子，同时完成高中学业。
从小在共产党政权下长大的他，对于教会和宗教组织一直没有好感。他的父亲是位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在沙皇掌政期间曾和俄罗斯的主教公开辩沦。离开爱尔兰后，他一度对天主教会心怀同情，但从未表示过要加入教会。因此，我很担心他会排斥我才刚在基督里得着的信仰。无论如何，当他发现到我的身体和生命都有了改变的时候，他也开始产生兴趣。
此外，我还有另外一个改变，我生平第一次火热地研读圣经，似乎怎么样也读不够。每当我送孩子上床后，我总是忘情地读到深夜。有许多次我凌晨两点或三点醒来读经祷告，就象是有用不完的精神和力量。这真是令人惊异的改变。
汤普森太太要我写信给库尔曼，告诉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没有答应，我说：「她一定收到了上百万封信。她才不会注意到我呢！。但是汤普森太太一直不肯放弃，我终于在一个月后提笔写信给库尔曼。
虽然发生了这么多改变，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我十八岁的儿子彼得仍住在离家以北四百五十里的圣瑞菲市（San Rafael），对家人和社会抱着叛逆的态度。我们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我从他的朋友口中得知他染上大麻，因此我花许多时间为他祷告。
我在神殿大会堂经历奇妙大事的两个月之后，有一次，当我正在祷告时，突然被一通电话打断，是彼得打来的电话。不知道为了什么，反正他决定周末回家看看。
我想加强我的祷告火力，于是邀阿卡迪陪我一起参加星期天在神殿大会堂举行的聚会。我说：「如果我们带迈可（我们的次子）一起去，说不定彼得会愿意和我们一块去。」阿卡迪答应了，不单单是为了要带彼得去，也是因为他自己想去。我们都明白，除非有神迹，否则很难让彼得的生命改变。
但是，在彼得回家前神迹就发生了。他在旧金山的公路旁招手搭便车，一位来自纽泽西州的商人停下车来载他。彼得一上车，那位商人就告诉他，他从来没有载过在公路旁搭便车的人，更何况还是穿得像嬉痞的一个人。那个人是位甚督徒，在车上开始向彼得见证主。他们沿着滨海的公路从旧金山开往洛杉矶，一路上圣灵透过那名男士的个人见证大大作工，在快要开进市区的时候，彼得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那名商人在彼得下车时送给他一本圣经，要他把圣经留在身边，并且好好读它。彼得回到家时就好像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似的。
真爱结出幸福果——神真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那个星期天，我们一家四人一同坐在会堂的楼厅。我的心里充满着对神的赞美，但是当聚会开始时，库尔曼女士说了—些话，让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她说：「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封信，是一位住南加州的女士写来的。」然后她开始读信：
亲爱的凯撒琳.库尔曼：
我耽误了好些时日才写信告诉您，我在十一于洛杉矶神殿大会堂举行的布道会中得着医治。我有十个孩了，我是名天主教徒，现年三十九岁，过去六年半来疾病缠身……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读的那封位正是我写的。她读完信后说：「我不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在不在这里，如果她来了，我想请她到台前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儿我已经站在她身旁。就在两个月前，她还曾被我指控为亵渎神的人。我脱口而出：「我丈夫也来了，就坐在楼座区。他来自俄罗斯，会在红军服役，你觉得耶稣也能帮助他吗？」
她说：「当然能！你请他过来。」
「阿卡迪！」我对着麦克风喊着，朝着顶层楼座区人海无数脸庞望去。「来吧！上来吧！」
库尔曼搭腔：「何不呢？你当然要上来了。」
我喊着：「彼得、迈可，过来吧！……你们都过来。」当我的两个孩子走上台时，会堂的所有人都湿了眼眶。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无比荣耀的一天。
自从在汤普森太太汽车后座经历医治后，我再也没有吞过药丸，酗酒也早己成为往日云烟。我们的家庭生活幸福洋溢，我们经常在家中读经祷告，孩子们的属灵生命也因而不断成长。
现在我明白一件事，不管你是芬兰人、俄罗斯人或美国人，那都没有关系，因为神超越所有国籍。神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