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教化学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节课，鲁迅正在教室里为学生们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记了带火柴，所以急着回去拿。临出教室之前，他特意告诉学生，千万不要动收好了的氢气瓶，以免混进了空气，在燃烧时炸裂，那是很危险的。可是等他取回火柴刚一点火，氢气瓶却一下子爆炸了，瞬间，鲁迅的手上，白布衫上，还有点名册上全溅满了血。这时鲁迅才突然发现，前两排的座位已经全空了出来，学生们就是趁鲁迅出去的时候放进空气，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看热闹去了。
鲁迅事后曾就此事发感慨：可见这些年长的学生，对我这个青年教员的话是既不相信又相信，因为不相信，所以要试一试；因为相信，所以要在别人身上试试。遇事要躲，有热闹要看，这件小事显示出的人们心灵深处的污垢让鲁迅觉得特别心寒，他终于弄清了为什么许多原本一腔热血的人会渐渐的心灰意冷。
在一次次的碰壁后，鲁迅开始将这种隔膜和冷漠纳入到对国民性的思考当中，他开始从一个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身上，逐渐认识了整个中国。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小杂感》
就像鲁迅在《小杂感》里所悲悯的那样，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们在各自局促狭窄的小天地里经营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对于他人的悲欢，只不过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看客。世界是如此热闹，可人心却彼此阻隔，这种隔膜就像黑夜里的一丝冷气，在黑暗里缓缓地扩散。
少年不能理解老人的沧桑，群众不能理解英雄的寂寞，不同的家境，不同的经历或者不同的性情，都使隔膜无处不在，就像鲁迅说的：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有留洋归来的学生，一看见本国乞丐很多，就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呢？旁观着别人生计的辛苦而无动于衷，这样的隔膜足以令人咋舌。
人与人几乎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理解，而如果加上冷眼和旁观，那就更是人生的苦难，对这一点，鲁迅深有体会。在十八岁那年，鲁迅是在S城人们的冷眼里告别了母亲而出走异地的，这段经历对鲁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若干年后，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还时常淹没在S城人们冷冷的眼光里。日本的幻灯片事件让他猛然发现了这种冷漠的眼光背后，隐藏了整个民族冷眼旁观的心态，而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后的冷寂再一次印证了他的判断——中国有的是寂寞的英雄，而自己也绝不可能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鲁迅感受到了未曾体验的无聊，他说：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围观，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看客”。对于先驱者来讲，群众是看客；对于痛苦者来讲，陌生人是看客；对于清醒者来讲，麻木者是看客。隔膜在看与被看之间深入到整个的民族的性格当中，粗糙的人心渐渐磨得平滑，不再对悲喜有敏锐的感受了。
做他人人生的看客，这个现象是鲁迅对国民性最经典的概括，即便是现在，大街上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用鲁迅的话讲，所得的结果无非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表面是看热闹，而实际上整个人生就是这样一路看过去的，只要与己无关，也不管对别人而言是多么大的灾祸，过程越曲折，看客越觉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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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的心理很复杂，说他冷漠到对周围的事情全然不关心也不对，因为他还要看，而且只要有热闹，就要赶着看，挤着看，看不到还要打听，然后津津乐道，甚至不会关心自己咀嚼的是别人撕心裂肺的痛苦。比如祥林嫂：“我真傻，真的……”每当她讲起阿毛惨死的时候，镇上的人们就有了这样的反应：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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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她们来讲，这是一场戏，她们可以在戏里施展自己的同情，却并不介意让祥林嫂再经历一次回忆的痛苦，也并不留意祥林嫂正在这样的折磨里摧残自己，一步步向死亡走去。
换言之，别人的死亡又算什么呢？在阿Q被游街押送刑场的时候，蚂蚁一样的人群拥挤着来看行刑的热闹，这种场面吓坏了阿Q，他想在人群里抓住点希望，可是却看到了“咬他的灵魂”的眼睛，鲁迅这样描述：
4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砍柴刀，才得仗这装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解决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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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眼神带来的恐惧中，阿Q还没没来得及“啊”一声就做了无名的冤鬼，可还是没能得到未庄人好的舆论，“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鲁迅多次感叹，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人们的苦痛，是不相通的。当一个人身陷苦难或者正醉心于自以为伟大的事业时，常常会成为被围观的对象，人们窥视着他的苦痛，争先恐后地站在那里，表情卑琐并且麻木。
鲁迅曾在《一思而行》中针对中国人这种旁观盲从的心态议论道：
即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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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众的心理表现出的是低俗的好奇心，还有毫无判断力的精神状态。鲁迅对于这些人劝告说，人说三思而后行，可是在看热闹之前，哪怕只有“一思”，也不会让自己的人格低落到这种程度。即使这些看热闹的人没有了，社会也未必就会冷静下来，但最起码要比现在更像点样子。
一个社会的公德心往往体现在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上，集体的羞耻心和正义感没有了，即使有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他又怎么会不感到孤独和心寒。耶稣为了众人被钉上了十字架，可是众人却在为行刑的刺激而喝彩，这一切让鲁迅难以遏制他的愤怒。当鲁迅痛恨于自己的被围观时，他想到了复仇，而且是鲁迅式的复仇，他设想了这样的场景：
有一对男女，他们赤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在广漠的旷野上，像是要拥抱，又像是要杀戮，这个场面定是一场好戏的开始。
于是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像成群的槐蚕爬上墙壁，又像成群的蚂蚁扛着食物，他们拼命地伸长了脖子，要鉴赏即将开始的拥抱或者杀戮。
然而，他们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既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连拥抱或杀戮的意思都没有。他们就这样站立着，一直到永久，身体渐渐的干枯了，然而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路人们于是感到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无聊，这种无聊钻进了他们的心里，散布在每一个毛孔里，他们的喉舌干了，脖子也酸了，最后只好面面相觑，没意思的走散了，甚至觉得自己也已经等待得干枯了，没有了活人的生趣。
当旷野上只剩下他们的时候。虽然已经站立得干枯，虽然与麻木的鉴赏对峙时付出了生的代价，可他们还是反过来赏鉴着路人们的干枯，这种复仇的快感竟使他们永远沉浸在生命的飞扬的欢喜中。
无戏可看，这就是最快意的复仇。
鲁迅告诉我们，面对这些冷气、隔膜还有旁观者的眼神，对付它们最好的办法是不必理会。一切的成功者，总要做好准备面对冷笑，要么在冷笑中成功，要么在冷笑中猥琐腐败，以至死去。人应当在孤阵中拥有一种自信，没有炬火，那么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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