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土司?

土司制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研究中无法跳过的一个话题,在2018年古装轻喜剧《夜天子》播出时也一度成为网络上的热点。


《夜天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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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说一般认为土司制度是从元代开始的,然而着名的播州杨氏的割据,从唐僖宗年间就开始了,显然远早于元代,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一切都要从土司的来龙去脉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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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羁縻到土司


我们所说的土司,一般是狭义的,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这种制度是元代确立,明朝完善的。但广义上,少数民族头目创建的被中央政府承认的割据机构,都可被称作土司。


也就是说,秦代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羁縻制度,和后来的土司制是一脉相承的。


羁縻制度指,朝廷根据少数民族势力大小,赐其首领为王、侯、邑长或将军、都督与刺史等封号,受封者之世袭受朝廷认可。如隋唐时期曾经出过着名的冼夫人和冯盎的岭南冯氏家族,就是着名的羁縻领袖家族,而黄易先生名作《大唐双龙传》中的岭南宋阀,正是以冯氏家族为原型。


岭南冯氏家族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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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羁縻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它在南方和北方执行时没有多少差异,也即同时实行于北方边境上的游牧、渔猎部族。另外羁縻制度对于边疆和邻邦实行时也缺乏差异,不利于边界的确定。


西南边陲,云贵高原少数民族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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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代开始,土司制度勃兴起来。滇黔桂等西南边疆地区的部族首领们被任命为土官,经朝廷批准可世袭,可招募当地壮丁为土军。


四川石柱土司秦良玉就是大明优秀土司的代表,

在当时是明军步兵中数一数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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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其实宋朝在治理广西少数民族时,就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土司制度在宋朝就初步形成了。但宋朝能够控制的西南地区面积有限,元朝征服云南之后,土司制度才被元初的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推广到云南行省,把原统治全省的军事单位总管府、万户府、千户所改立为相应的路、州、县行政区域,主要由土官管理。很快,云南的经验又推广到湖广等地。


兰州鲁土司衙门旧址(元代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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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制夷


土司制度的创建,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夷制夷”,降低西南边疆的管理成本。这当然不是说羁縻治策时代便无法有效地利用部落互相牵制,并使其为国效力。唐朝初年,岭南冯氏首领冯盎屡次为唐王朝平定岭南叛乱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武德年间曾反唐的岭南蛮族首领,南州刺史庞孝泰后来也尽忠唐廷,高宗年间随苏定方平定百济,又参与对高句丽的蛇水之战,与13个儿子一同捐躯沙场。


蛇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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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元代普遍贯彻的土司制度,则是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的进一步体系化,完善化。元明清诸朝以南方蛮夷首领为国家官吏 ,并承诺世守其土、世辖其民 ,遂使土官土司长久获得占有资源和拥有权势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其资源和权势的权力,迫使土官土司为之奔走效忠。


以土军代替官军镇守边疆,大幅度减少了国库的支出。清代廉州知府周硕勋曾说过:使用狼兵、瑶兵并不动用丝毫公帑 ,将其现有之田经理之 ,无事则耕 ,有事则调 ,“在公家无养兵之费 ,而地方有捍御之功 ”。


广西的狼兵,是一支有效的反骑兵、反步兵的山地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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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政区的 “内”、“外”分野


元朝在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大量任命土官 ,却并无在安南、缅国和占城设置土官的记载 。这似乎意味着土司制度使得国家边界明确化,邻邦和土邦被清晰地划分出来。


但到了明朝,缅甸阿瓦王朝又被设置为缅中宣慰司,后改为缅甸宣慰司,老挝澜沧王国也被设立为老挝宣慰司,泰国北部的兰纳王国则设置为八百宣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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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西南六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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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代的角度来看,缅甸、老挝、兰纳只是明朝的邻邦,却被设为土司,这是不是地图开疆呢?非也,非也,这正体现出明代西南边疆政区的内外分野性质,以及明代对于西南方向的扩张欲望。


当时云南的西南边疆“内 ”“外”分野很明显,显示着明朝对西南边疆管理与控制的差异。外边政区介于安南、朝鲜这样的外邦与帝国实土之间,所谓“内置府,外设宣慰等司为藩蔽”。帝国对外边政区予以宽松的干预管理,通过调节使其发挥屏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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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明王朝在元朝基础上进一步去羁縻化,但“复虑夷情反侧,有司迁转不常,莫能得其要领” , “仍以土官世守之”,形成土官 “与流官杂处”的土流并治态势。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向西南的大规模移民,使得府、州、县政区不断向外扩展。


而外边政区则维持其羁縻统治,实质上有汉唐以来外邦和土司模糊难辨的性质。但这种模糊难辨,也意味着可以互相转化的。明王朝的外边政区设置,包含着逐步将缅甸、老挝等国转化为帝国实土的野心。


明朝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公然宣称:太伯端委以治吴,犹不革裸发文身之习。秦汉开百粤,而武帝以闽夷叛乱,徙其民于江淮间空其地,其时固荐奔狐兔之墟也,乃今声华文物与中州等矣……焉知百世之后,涢僰之地不有声华文物如闽广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车里、缅甸诸夷不有列郡县置官吏之日乎?


《炎徼纪闻》,一本以反映广西民族为主要

内容的南方民族史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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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缅甸、老挝、兰纳最终未曾被中国所消化。但车里宣慰司,即当代的西双版纳,实质上也曾是的景陇金殿国,却终于转化为中国实土。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明王朝的西南经营战略是富有成效的,而就外边政区而言,外邦与土司也并非那样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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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景陇金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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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的归化与蛮化


我们查阅有关西南土司的记载,常见西南土司倾慕华夏文化,好儒知礼义,甚至兴办学校的记录。但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同化却又是一个反复而艰难的过程。


这是因为,西南土司家族一方面要做出归化的表象,来与中央王朝的统治阶层进行交流,寻求认可,维护甚至扩张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维持蛮化的特质,尤其是领地中下层人民与中原的文化差异,避免因为同化而导致领地被中央王朝削除吞并。


典型如同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土司,一方面引进绘画艺人、广交中原名士。但另一方面,又对辖区的人民采取高压专制统治,为了保持统治集团姓氏的高贵,推行“官姓木,民姓禾”的制度,将百姓全部改姓为“禾”,并严厉垄断文化,不让中下层百姓有学习汉文化的机会。


土司对中央王朝,既有依赖其施展威权的一面,也有猜忌、对抗的一面。许多土司家族实际上祖先都是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其中典型就是着名的播州杨氏,但他们也都采取了文化封锁的治理政策,严防辖区人民被汉地文化同化,这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的需要。


比明朝亲王还大的海龙囤府邸,

恰恰说明了播州杨氏的地方权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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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治理方面,土司也显示出显着的两面性。一方面土司家族害怕遭到朝廷的讨伐和废除,一般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往往注重通商及引进先进技术,开垦农田矿山,发展经济以增强实力,同时也推动了其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土司的统治又体现出高压、专制的特质,对于人民流动及学习中原文化实施严格管控,来维护其统治,土司家族大多生活奢侈,予取予求,对下层的剥削往往较为残酷。


明代土司的监狱,在清朝继续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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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和土司制度的终结


正因为土司制度的两面性,因此任用土司来维护西南边疆,并借机进一步拓展,终究是权宜之计。中央王朝当然是以逐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废除土司设置流官为目的。


一般将改土归流的功绩归于清王朝,但事实上明朝的改土归流规模还要大于清朝。只是明朝的土司往往实力强大,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因此削除这些土司往往伴随着长久而惨烈的战争。其典型就如明英宗时代麓川之役,成化至正德时代的大藤峡之役,万历时代的播州之役,天启崇祯时代的奢安之役等,随着这些惨烈的战争,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户口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


麓川之役,慌忙败逃的麓川王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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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朝的惨淡经营,当清王朝接手西南局势时,连州跨省的大土司已经几乎没有了,剩下的小型土司缺乏抵御中央政权的实力。因此从清雍正时代开始的全面改土归流,虽然也有战争,但大部分时候是较和平地进行。


但清王朝也没有彻底废除土司制度。由于投送力、管理能力的局限,清王朝中央认为“江(按 :澜沧江 )外宜土不宜流 ,江内宜流不宜土”, 云南南部的中小土司得以保留。而在川西藏区,许多藏族土司也并未被清王朝削除。


藏族土司雄伟的的碉堡兼住宅,

其实也一并表明了在此清朝孱弱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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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民国及共和国前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土司制度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改土归流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

由较富生产经验的汉民垦殖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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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土司制度体现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的集权为主,领主封建辅之的特点,展现了对于边疆地区管理的灵活性


帝国要对边疆地区强化控制力,乃至扩展边界,绝不是一蹴而就而过程。而土司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过渡,就发挥出其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土司制度渐渐成为维护国家集权统一、发展经济文化的阻碍时,中央政权就逐步废除土司,最终土司制度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