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回到教会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祂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因为祂顾念你们。

一些认识我很久的人，把我看成一个勇敢的人。然而，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自己，一刻也没有，因为我太了解真正的自己。我深知，在这段痛苦的考验中，我所做的实在微乎其微。
虽然我这样看待自己，但朋友们和教会会友们说，他们看着我从完全无助的状态逐渐好转，并且恢复了基本正常的生活，因而受到了鼓励。一些也正在经历逆境的人对我说：“如果你可以承受这一切，我相信我也能承受这些小事。”
我很高兴他们从我身上得到鼓励，但我实在很难接受被别人视为感动和勇气的泉源。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由衷的钦佩和赞扬，因为，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想死。难道这有什么值得人振奋的吗？
当然，当人们告诉我，我是多么让他们感动，我不会与他们争辩，但我清楚记得大卫?坚泰尔对我说过的话：他和别人会为我祷告，使我康复。我或者，是因为别人不愿意让我死。这些热心祷告的朋友，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
通常，当人们表示“如果你可以，我也可以”的时候，我总是点点头，认同他们的话，并且加上一句：“我只是尽我所能去做。”事实上，在那些最悲惨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一切。有时候，“尽我所能”不过就是忍耐罢了。即使在我与忧郁症缠斗之时，我所能尽力去做的，仍然只是忍耐。也许这就是上帝所看重的吧，我不知道。
按本性来讲，我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我承认有时候这种坚定近乎固执。然而，很多时候，我感到非常孤独，并且坚信没有人可以理解我。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当我们在承受剧烈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持续好几个星期不得缓解时，没有任何人能了解这种感受。我也不知道对他们来说，了解这种感受是否值得。
但他们确实很关心我。我认为这才是重要的。


五月中旬，我从医院返家，但仍必须躺在医院提供在家使用的病床，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二月，前后足足有十三个月。回家之后，有好几次病情恶化或受到感染，因此我也常得回去住院，其中有几次，特别是在刚返家的那段期间，我受过致命的感染。有时候回医院一住就是两个星期，有时是三个星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伊娃开车送我去医院，但总是医院的救护车把我送回来。
从我刚出院的时候，教会会友就不断地告诉我想象发生过的一切，相形之下我看起来相当不错。没有人直截了当这样说，但我想象他们的意思是：“我们为唐祷告，不刚相信居然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祈求唐会活下来，我们祈求他会好起来。”也就是说，我本来是一个可怜的人，但我活下来了，正如他们所祈求的。
事故发生时，我的两个双胞胎儿子，乔和克里斯多夫只有八岁，女儿妮可十二岁。在复原期间最让我心痛的是，我的孩子也必须承受那种痛苦的感觉。他们没多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的感受。
这是我儿子乔亲手制作的一张卡片，是一九八九年二月他和爷爷住在一起时写给我的。

嗨，爸爸：

你是最好。我爱你，希望你喜欢这张卡片。
但愿这一切没发生。
我爱你，爸爸。


几个月后，我终于回到家。几乎每个下午，弟弟克里斯放学回来，就会走进客厅，那里放着我的床。他会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说，把头靠早我的胸前。我不知道他靠了多久，也许没有超过一分钟。
他从来不说一句话。
他用不着说话。那简单的动作足以说明一切。我感到我的儿子深深爱着我。
大约一分钟后，克里斯便走进他的房间，脱下学校支付，患上玩耍穿的便服，到外面去玩了。这是他几乎每天都会和我打招呼的模式。
我知道他很难过——的确很难过——所以他用自己唯一能用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忧伤。


就在事故发生的第六个月，我参与了妮可人生中的一个特殊的时刻。
美南浸信联会有专为年轻人设立的各种宣教机构，其中最知名的是皇家试着男青年团、女青年行动会和行动女青年团。妮可的年龄一满，便参加了女青年行动会和行动女青年团。她达成了所有的规定，例如背诵经文、各种教会服事项目和短宣行动。在妮可十四岁时，她得知自己将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南园浸信会举办的一次加冕礼上，获得了“持杖皇后”的荣誉称号，作为对她的奖励。
这个称号是对行动女青年团成员的最高奖励，而且是在教会举行的仪式上颁发的。妮可得到这个奖励，是表扬他有坚定不移的精神。在那段时间，她投身于各种活动，不能住在家里。我们的朋友苏珊和史丹想妮可开放了自己的家，她就和他们住在一起。妮可没有从我这里得到感情和物质上的支持，因为当时的我正在医院里痛苦的挣扎求生。妮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支持也很少，因为伊娃的生活作息就是，每天下午一离开学校立刻赶到医院，在医院里一直陪我直到回家睡觉为止。
艰难的处境是我们更加为妮可感到骄傲。
加冕礼中的一项传统，就是父亲要护送他们的女儿走过会堂的走到，进入会场。如果这个女儿有兄弟，他们要跟在女孩后面，手拿皇冠和节帐。
从南园浸信会一年一度加冕礼的管理实践来看，我能否出席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别提要护送妮可进入会场了。
我很感激医生及时准我出院，好让我能参加妮可的加冕礼。我真的很想出席，尽管这不是她的婚礼，但却是她年轻的生命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我希望和她共享这个时刻。
我坐在轮椅上，妮可挽着我的手臂。克里斯和乔走在我们后面，拿着放在垫枕上的皇冠和节杖，并且帮我推着轮椅经过走道。我上半身穿着西装，系着领带（这是事故发生后我第一次这样打扮），为了不影响伊利扎诺夫支架，下半身则穿着运动裤并剪开两腿。
自己的父亲能参加这个对他一生极其重要的场合，妮可喜出望外，而更令她兴奋的是，她的父亲竟然还能陪着她“走过”。
当我在走到上慢慢的移动，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我听到有人在抽泣。但我也知道，我们流的是喜悦的眼泪，为了妮可一生中的这个美好时刻。


我相信，最初医生同意让我回家，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家人陪伴的环境中，我可以恢复得更快，同时住在家里也可以节省许多开支。我不确定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我很高兴能离开医院。保险公司并没有支付我任何医疗费用。一开始，是有“劳工意外赔偿”支付了部分费用，最后则是德州州政府负担了我的医疗费，因为联邦法庭判定他们有过失。
尽管如此，住在自己家里，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也不见得轻松省事，尤其是伊娃。每天我都需要有人来替我打针，还必须接受物理治疗——这一切治疗都在家中进行。我们家的客厅看起来就像一件病房。能离开医院死气沉沉的环境，我的确觉得好多了。得以处在我熟悉的事物中，光是这一点就令我振奋了起来。我可以从窗外看到邻居的房子，而且有那些不穿白色制服的人们，也让我感到愉快。
医疗小组送来我的床和吊杆器——和我在医院里用的一样。护士每天来探访我，物理治疗师隔一天来一次。
那段时间最美好的回忆是，在伊娃出去工作后，会有一些好心的人每天来陪我。当教会会友得知伊娃必须会学教教书，否则就可能失去工作时，他们决定尽己所能的来帮助我们。
吉妮福斯特是教会主任牧师的妻子，她调派了一些人，每天来家里陪我。吉妮笑称这群人为“唐巡逻队”——多半是教会的妇女，还有一些是退休的男士。
从伊娃早上离家到她回来，中间约有七个小时。我的睡眠时间取决于何时因承受不住疼痛而昏迷过去。不过慢慢饿，我也养成了规律的睡眠习惯。通常，我会在凌晨两三点入睡，在早上十点左右醒来。唐巡逻队大约在酒店到，那是我仍在睡觉。他们有时为我准备午餐，或者他们会带着午餐来。
常常，当我醒来时，会看到一位可爱的妇人在我床脚边织毛衣，或是一位长辈在读《休斯顿时报》。他会放下报纸，对我微笑着说：“早安。你需要什么吗？”
甜美的脸孔每天都更换着，好像阅兵秀一样。尽管这些志工经常更换，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目的：照顾唐，陪伴唐。
日复一日躺在床上，我意识到别人为我们做了许多事。在我住院期间，阿尔文教会的朋友们把我们的家具整理装箱，帮我们搬到一栋新房子，好让我可以住一楼，不必为上下楼梯而烦恼。
白天，我从我的“病房”透过露台的窗户向外观望，常常看到就读高中的布兰顿和马特·米勒，还有他们的朋友科瑞斯·阿尔斯顿在为我们割草。有一天晚上，科瑞斯开着我的箱型车，出乎意料的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我已不记得是哪一部影片，但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心意。还有一次强风颳倒了我们家的篱笆，而我们还没来得情人来修缮，篱笆已经恢复原状了。只有上帝知道在我康复的过程中，人们为我们付出了多少爱。


每天早上，当我在床上一有动静，我的“看护人”就会起来，递给我牙刷和脸盆，让我刷牙洗脸。接着，他们会把一杯柳橙汁送到我嘴边，然后为我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
他们喂我吃饭，帮我情节，确保我的身体是处在最舒服的状态。这一切做完之后，他们还会问我一个相同的问题：“在我走之前，还能为你做什么吗？”
我的回答总是一样：“不用了，谢谢。”我会努力露出我希望是最美丽的那种微笑。或许我的笑容并不美，但他们总是用微笑回应我。
“没事，我没问题。”
人们愿意为彼此付出的牺牲和奉献是没有限量的。尽管我们不够完美，然而上帝无疑要表明，在我受伤及康复期间所受到的关怀乃是最重要的明证，证明人是依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在唐巡逻队的天使每天静静的离开后，大约一个小时内，门又会打开。伊娃结束了一整天在学校漫长的工作，回到家中。她总是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又亲吻我。
“你好吗？”她会问。
“我很好！”我回答，这是我的真心话。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受。唐巡逻队的天使们每天的探访带给我极大的安慰，使我的精神倍感高昂。


在我回家后的几个月，唐巡逻队的成员一致热心接送我到家附近的阿尔文接受水疗。最初的十三个月里，我若不在医院，就是躺在自家的医疗床上。有好几个月，除了接受治疗外，我一天之中下床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有些日子，我甚至根本下不了床。
最糟糕的是，一旦躺在病床上，我就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我既不能起来，也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没有物理治疗师的帮助，我根本无法坐立，当然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挪动半步。
慢慢的，一点一滴，我开始重新学习走路。当我第一天靠着自己的力量下床时，我只走了三步。我重重地向后跌到在床上，全身精疲力尽。然而，我开心的笑了，我能走路了。三步听起来多么微不足道，但我当时真的充满成就感。
从如此剧烈的床上中复原，所花费的功夫几乎与训练幼儿不相上下。长时间以来，我都不能自理，以致当我终于能自己去上厕所时，让我更珍惜那些平时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譬如谈话、行动，甚至活着。
能够重新走路，不仅是我个人的成就，也要归功于上百位医护人员，他们不辞辛劳地帮助我。另外，还要归功于信任我的朋友和家人，尽管他们并不了解，迈开双脚走这么一小步路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
我想，能够行走无疑是代表了一种意志上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我可以开始过相对正常的生活。我常常想起在三一松的最后一晚，我和汤姆斯在营地散步的情景。那是我最后一次正常走路。多少个以来，没有人敢确定我是否还能重新走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摇摇晃晃的走两三步路，就像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艰难。
“我成功了！”我对着寂静的房间大喊：“我能走路了！我能走路了！”
自己在家中迈出的这最初几步，是我在复原期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这小小几步路，使我确信我正在康复。现在我有了奋斗的目标。我已经度过恢复期最糟糕的一段时间。我知道我会继续好起来。每一天，我都会比前一天多走几步路。一个星期后，我已经能绕着客厅走一圈了。
伊娃回到家中，总会看见我展示每天的进步。她的笑容，令我感到自己好像赢了一场马拉松。有一天下午，当我向她展示我可以自己走遍整栋屋子时，她显得无比的欢喜。


从医院回家一星期后，我就决定要在星期日早上去教会。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决定是太操之过急了。不过当时，我的确感到一种热切的渴望，想要立刻回到爱我的人们当中，和他们一起敬拜上帝。我们打算在一小组人的帮助下前去教会，并决定先不向会众宣布这件事，免得万一我去不成，让很多人失望。
那时候，我已经可以坐轮椅了——只要有人能把我从床上抬起来，放在轮椅上——但还不能站立。有六位教会的朋友来到我们家，把教会的一辆箱型车的座椅拆下来。在教会里，他们已经砌了一个斜坡，一边把我推上教会大门。
我一直挂念着我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好几次向他们致歉，但他们向我保证，这是他们乐意效劳的。
于是我想起杰伊说过的话。在事故当天，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目睹过我的惨况。他们必须面对我可能死亡或长期瘫痪的可能性。可以说，与我相比，这种痛苦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来说更难以承受。他们乐意帮助我。以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他们生命自我恢复的一部分。他们很高兴为我做一些特殊的事。
尽管我很想在那天早上参加崇拜，但还是很难接受让他们替我做所有的事，但我自己有全然无助，只能依靠他们。当我再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笑了。
“谢谢你们！”我说，然后放心的让他们来照顾我。
他们小心翼翼的把我放进箱型车，送我抵达教会。车子停在教堂门口。当车门打开时，正要进入会堂的会友们看见了我。
“看！是唐牧师！”有人喊了起来。
我听见欢呼和鼓掌的声音。人们站到两旁，腾出空间，好让那几个人把我的轮椅腿上斜坡。
紧接着，全场沸腾起来。人们纷纷向我涌过来。一些人欢呼着，而似乎每个人都想摸摸我，和我握手。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是以如此大的热情来回应我。
终于，他们把我推到里面，将轮椅停放在讲台前面、教会管风琴的旁边。这已经是最前面了。
全体会众都可以清楚的看见坐在前面的我。我微笑着，心里想：“从我到三一松参加会议，到现在重新回到教会，不过才五个月。也许慢了一点，但我是忠心的。”
这时，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我们想请你对大家说几句话。”他走到我的身后，把我推到会堂中央的讲台前面。
就在此时，我已经开始感到疲惫不堪。也许一路上疲累都在折磨着我，只不过因为我下定决心要来教会，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精疲力竭。我已经下床超过两个小时，这是我头一次下床这么久，也是我第一次坐在轮椅上这么久。
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决定此时来教会是一件愚蠢的事，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尚未达到那个条件。由于我自己的固执，又高估了自己的承受力，而吃了苦头。
更糟糕的是，我完全被会众充满爱意的回应感动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开口说话。好多个星期以来，我都不在这里，而且又经历了这么巨大的变故，我现在还能说什么呢？
正当我犹豫着该说什么的时候，有人把麦克风塞到我手里。我握着麦克风，心里想：“你们是在不知道，在整个复原的过程中，我可夸的地方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你们看来，这是一场胜利。然而，在我看来，不过就是挣扎着活下来罢了。”
这时，人们自发的鼓起掌来。我能预料到他们看见我会很高兴，但却没想到人们会如此由衷的发出潮水一般对上帝的赞美声。会堂中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开始鼓掌——掌声久久不能平息。最后我挥手让他们停下。
我注视着大家，感到自己有愧于他们的掌声和激动之情。我不敢相信，这些人是在为我鼓掌。“他们要是真的知道……”我想：“他们要是真的知道……”
就在这时，上帝对我说话了。在我一生当中，只有不多的几次，我在脑海里听见像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
“他们不是在为你鼓掌。”
就这样一句话，情况改变了。我能够说话了。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是在感谢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感谢上帝使我从死里复活。我释然了。这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时刻。这并不是对我的赞美。
我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知道掌声停止。我只说了四个字。在那个荣耀的日子里，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我说了什么。我说的是：“因你祷告，我回来了。”（You prayed, I'm here.）
会众再次迸出热烈的掌声。就算我在说什么，我相信他们也听不见了。
我虽然没办法对大家说话，但那时我相信——现在仍然相信——我活了下来，单纯是因为有一些人希望我活下来。他们坚持不懈，热心祷告，殷切期盼，并且相信上帝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以前从未认真祷告的人，现在为我祷告。有些人几年来都未曾祷告，现在开口呼求上帝救我不死。我的经历使许多人重新跪下祷告，而不少人在为我存活而祷告的过程中，生命发生了奇妙的改变。
当我真的活下来了，这些人——特别是那些过去没有祷告习惯的人，表示这次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比如说，一些与我素不相识的人——住在卡特伍德、亚利桑那、布法罗或纽约，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流传，听说了我的故事。在后来的三年里，经常有人会走过来对我说：“我在电视节目访谈中见过你。你就是那个人！我曾经为你祷告。”或者，他们听过我见证的录音带，是我的教会发出去的。他们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很高兴你活下来了。”
对某些人来说，我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象征。在他们的心目中，我象征着祷告得蒙应允。他们也许会记得我在南园教会的服事，他们曾经在深切真的而执着的祷告中，寻求上帝的面。他们祈求上帝让我活下来，而我真的活下来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能说这是出乎我预料且超乎我想象的一件事。
我想我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回答着人们想得到的答案。自从我开始向别人讲述我在天堂的经历，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来找我，问我天堂是真的吗？天堂究竟是什么样子？注入此类的问题。有时他们会问一些具体的问题，譬如有关天堂的赞美，或者黄金街，而且总有人会提到他们刚去世的亲人。
我去过天堂，又回到地上，现在还能和他们说话。光是这个事实，就使许多人深深的得到安慰。有时候，这让我感到非常神奇。
直到今天，还有人看着我身上的疤痕说：“因着你所经历的一切，你就是一个神迹。你是一个活着的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