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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的烟火人间(wenboling2020)
西部某市火灾引爆的冲突, 说明了一个问题,
围绕清零还是共存、封控还是放开,我们朝野官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以后可能还要出更大的问题。
因此,我梳理了疫情爆发至今的社会变化,写篇短文和大家聊聊吧。
众所周知,从2020年疫情爆发开始,中国和外国就走上两条不同的防疫道路。
外国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政府结构、经济模式到个人价值都高举“自由”的大旗,而“自由”意味着国家不严格管束人民,放手让人民谋利,人民发家致富之后,不用感谢国家的恩赐。
但作为“自由”的代价,人民受苦受难,也不要埋怨国家,一切苦难自己承担。
自由么,民主么,你享受了自由的福利,就要承担自由的代价,很公平。
这种价值观的诞生,离不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即每个人为自己谋利,整个社会就会变好。
所以我们看到,疫情爆发不久,外国很快施行开放躺平的政策,让病毒大规模传播,经过三年的疫情闯关,累计死亡660万人,死亡率是1%。
这是很痛苦的过程,但外国人好像没什么怨言,原因就在于,外国政府对人民没有无限责任,人民对政府也不抱有期待,生死由己。
三年以来,病毒疯狂传播,大部分外国人都有了抗体,再加上病毒致死率的减弱,现在外国基本恢复正常生活,不在乎新冠病毒了。
夏天和一对常年居住北美的夫妻聊,他们全家感染了四轮,开始挺担心,现在当成普通感冒对待,保持着无所谓的心态。
而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国家,国家对人民有无限责任。
这种国家制度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从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再到疫情爆发初期的成功,历次重大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凡是有利就有弊,中央集权国家集中了全天下权利的同时,也集中了全天下的责任和麻烦。于是所有的荣耀都集中在最高层,所有的责任也集中在最高层。
三年疫情以来,国家始终坚持动态清零、封城、隔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和外国一样死几百万人换取和病毒共存,是我们国家难以承受的代价。
不仅是国家和政府承受不起,我们个人也承受不起。
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没有抛弃人民的传统,我们个人也没有遇到麻烦不向政府问责的习惯,可以说,传统和文化决定了疫情期间的中外路线。
防疫政策一直在封控还是放开之间摇摆,核心矛盾就在于,政治原则的门槛过不去。
疫情至今我始终是清零派,但今年出现的各种问题让我觉得,动态清零、封控等防疫手段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
首先是疫情攻坚战打了三年,已经证明病毒无法消灭。
中国的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一处扑灭另一处又起,政府左支右绌难以招架,老百姓被常态化的封城和核酸折腾的心态崩溃。
就像黄炎培和教员说的:
“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因此无不显得生气勃勃万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武汉封城的时候,我们是全国万众一心,到现在已经到了渐渐放下的阶段了。
历史周期律在疫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归根到底一句话,看不到彻底消灭病毒的希望,人心疲惫了。
其次是经济问题。
对病毒严防死守,导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吃紧,而防疫导致的经济衰退,让老百姓失业的失业、断供的断供、企业倒闭的倒闭,结果便是政府税基缩小,没有雄厚的财政来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最后是中国和外国的对比。
幸福感是比较出来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封城几个月,防止病毒大规模传播,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而同时期外国躺平开放,每天都在大量死人。
这么一对比,我们便感觉很幸福,国民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家回忆一下,那时候是不是经常被“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刷屏?
但现在外国在自由价值观的支配下,度过最艰难的时候,全面恢复正常生活,而我们还在封城隔离做核酸,有的人甚至积蓄都要花完了,这么一对比,马上感觉不幸福了。
所以前两年打掉公知的气焰之后,从今年开始,网上有相当多的人流露出羡慕外国的情绪,尤其是某音,这种情绪相当严重。
民心如此,封控便是不可持续的。
政治理论和制度决定了国家不能不管,现实决定了人民希望国家不管,这是当下朝野官民最大的矛盾。
双方各有各的道理。
政府觉得,严格封控是为老百姓的安全着想,官员觉得一旦出事就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于公于私他们都有自己的考量。
老百姓觉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我还管什么病毒?
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双方的道理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说什么都是鸡同鸭讲。
但历史的经验证明,理论总是要服务现实的。
既然严格封控不可持续,那么放开是迟早的事,无非是什么时候真正放开、以什么形式放开的问题。
前段时间的二十条轰轰烈烈,我从字里行间读出一层意思,那就是国家在这件事上放弃无限责任,防疫权利下移给地方,让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防疫策略。
结果石家庄赶了个早集,放开没几天便出现大面积传播,给老百姓造成恐慌。
可以想见,将来全面放开以后,经济会恢复,社会生活会正常,但病毒一定会大面积传播,而病毒大面积传播造成的恐慌,一定会反噬经济和社会生活。
钟南山院士亲自出来讲,现在的新冠病毒和感冒一样,大家不要恐慌。
我了解到的情况也差不多。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医生的病例单上写的是“新冠肺炎”,现在写的是“新冠病毒感染”,也就是说,现在的新冠病毒不会引起肺炎,只引起上呼吸道的症状。
所以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就下降了,病房里有个85岁的大爷,每天和没事人一样,马上就要出院了。
但问题是,三年以来的疫情惯性,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可能我们觉得和感冒差不多,很多中老年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在惯性和宣传下,已经到了闻新冠色变的程度。
更进一步的说,外国的正常生活是660万人换来的,我们全面放开,本质上是走一遍外国已经走过的路,必须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
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但新冠病毒和基础病结合起来,致死率不一定低。
一旦闻新冠色变的中老年人里,出现致死的现象,恐慌是一定会发生的。
政策一定会放开,放开一定是经济和社会恢复、病毒大面积传播和恐慌的双重结果,我想,这就是疫情新阶段的特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我们能不能真正实现自我保护?
这里说的自我保护是指,经济恢复、社会正常是人民要求放开换来的,那么相应的也要承担病毒传播、死亡率有可能升高的代价,而不是经济衰退要求放开,经济恢复了又抱怨政府防疫不利。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借助外国的“自由”概念,在思想深处对抗中国传统的政治原则。
也就是说,不能既要、又要、还要,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如果能真正做到自我保护,在后疫情时代自负盈亏,那么放开没有任何问题,全国形势将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自我保护,那么全面放开以后,我们将面临
以“自由和无限责任”为核心的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经济与疫情的矛盾、封控与放开的争论、基层工作人员和人民的升级冲突,此外还有防疫利益集团和所有人的矛盾。
这显然不是放开的初衷,而是我们当代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混乱局面。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激烈程度可能不比改革开放初期公与私、左与右的争论弱多少。
至于争论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在于朝野官民达成什么样的共识,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可能是一年两年,也可能是十年八年。
所以在这个“迟早要放开”的时间点上,我们的前面是直接过渡和大破大立两条路。
从我们的文化和习惯来看,对于能否做到真正的自我保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我更倾向经过一番争论达成某种共识,以大破大立收尾。
疫情至今三年,我们都在随波逐流,深深体会到了,小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跌宕起伏。
现在站在疫情向何处去的转折点上,我有一种感觉,历史的重要时刻就要到了。
在放开后的矛盾和争论尘埃落定,中西方的政治理论、朝野的博弈、经济和社会的调整,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造成巨大长远的影响。
不论结果是好是坏,这都是一个全新的未来。
我们以前常说,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进程,谁都没有想到,疫情对百年大变局的注脚,原来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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