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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匆匆看完了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改革范围之广，涉及人物之多，影响朝局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从客观结果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最终失败。
一是没有改变宋朝的颓势，理财效果明显，国家储备丰厚，但是没有实现王安石的构想，“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即整顿干坤，对西夏、辽用兵，收复汉唐故地，令宋神宗成为大有作为之君，令大宋成为大有作为之盛世。经过王安石运筹帷幄和王韶的经略，大宋取得了对河湟地区少数民族用兵以及招抚的胜利，创建熙和路，使西夏形势孤立。但在神宗皇帝发五路大军进攻西夏，结果遭受重大失败之后，北宋再也没有与西夏和辽进行角逐的雄心，偏安心态成为朝廷主流。王安石整顿军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是根据王安石构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来增加收入，很多措施也是为此而设，但新法在取得一定成绩之时，客观上也加重了下等户民的负担，虞国云先生说，本来王安石从抑制豪民富户兼并出发，制定的一些政策如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等，最终却是由下等户的普通老百姓承担。变法的实施过程中已经严重偏离了王安石的构想；
三是随着变法而来的朝局的分裂和动荡，完全葬送了北宋统治阶级高层内部的团结，酿成了皇帝独断专权官僚空前内耗的恶果。新派与旧派尖锐对立，一方面新法的实施，仰仗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当神宗皇帝动摇，变法立即难以为继，其效果必大打折扣，最终内部消耗贻误时机不能长期彻底执行，无所成就；另一方面反对派一有机会即群起围攻，百般阻挠，阵容之强，时间之长，力度之大世所罕见，一大批元老重臣施加影响，造成神宗皇帝左右摇摆，使国家力量分散，朝廷内部激烈内耗，愈演愈烈，无法全力进行改革；而且两派的斗争客观上造成权势独由皇帝掌握，皇帝欲新则新，欲旧则旧，旧有的对皇权的制衡制度失去了作用，为大宋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变法结局既然这样糟糕，首先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大宋王朝该不该来一场变法。
反对派是坚决不主张变法的，对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可恤”的“三不足”理念深恶痛绝，认为一切有“祖宗之法”，大家只要按照以前的祖宗家法行事即可，不能横生造作，改变旧观。然而事实真是如此么？
当然不是，早在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就由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改革，并有了后来的“庆历新政”，为什么要搞改革呢，因为大宋的内部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即“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带来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没有办法再掩盖了。单单是冗兵一项，当时大宋养了100多万脱离生产的军队，每年大宋的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都投进了这个无底洞（有人说比例占到70%-80%，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然而朝廷为了防止武人夺权，防止民间叛乱，一方面毫无节制招兵，一方面这些兵有没有得到相应的训练，战斗力低下。如此下去，国家如何能够持久？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领导和建议下，实施整顿吏治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卓有成效，结果因朝廷保守力量的打击而失败。
到了仁宗晚期，王安石上万言书，初步表达了改革的想法，但仁宗未予采纳。经过短暂的宋英宗四年，时间来到了神宗皇帝登基，国家面临的问题有什么改观么？没有，问题就摆在那里，但是大家都固守着祖宗成法，视而不见。只有王安石，在面对想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时，提出国家的种种隐患，并鼓励神宗皇帝改革更张，富国强兵！诡异的是庆历时期的改革派富弼、欧阳修等人，这个时候却变成了保守派，反对新法，以司马光为中心，包括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一大批文坛领袖群起而攻之，对内一味因循，逢新法必反，对外一味守成，对西夏、契丹只能维持，毫无进取，尤其离奇的是竟然主张把已经夺取的西夏四寨又拱手归还给西夏，理由是为了让西夏不起疑心，显示宋朝绝对没有进攻的企图，这简直是荒唐！把自己的存亡创建的人家打不打的基础上，那么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经济上一步步进入深渊，军事上萎靡不振，长此以往，国家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在于不该变法，而在于该如何变法，这次变法的成绩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