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100周年 重温红色故事》
十一、黔沪斗争脱险（一）
罗明回忆录——陈丕显
整理：无射山的人
我在娄山关负伤后，仍坚持随军行动。红军四渡赤水，行进至贵西北盘江的时候，党中央派陈云同志同我谈话，要我和谢小梅同志一起留在贵州。陈云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受伤重，流血太多，虽然身体有好转，但还不能适应急行军和长途行军，所以要你留下。”开始，我表示愿意坚持随军行动，也能随军行动。陈云同志又说：“中央已决定在云贵川创建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要你和谢小梅同志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运工作，是有重要作用的。”陈云同志着重说，这是一项任务。当然，听到陈云同志说是任务时，我便表示接受组织的决定。陈云同志还特别说，朱祺同志留贵阳搞工运工作，你和谢小梅同志在市郊搞农运，由朱祺领导，一切路费、经费都由他掌握分配，还有一川籍老人带路。经过谈话以后，我便离开部队，一行4人向贵阳方向进发了。
当时留下的还有一支小部队（游击队），任务是守北盘江的浮桥。因为当时敌机常常低飞炸浮桥，所以需要保卫，以便保证后续部队沿浮桥过江。当夜，过了桥，我们便和小部队一起住在山上。次日早上，我们4人继续向前走。
我们行了半日，到了长有草莓子的一个小圩场（牛场），在那里买了一点东西吃，算将就一顿午饭。饭后，我们又立即向贸易县（关岭县）前进。这一带是白区，反动势力嚣张，反动宣传也很厉害，我们只好化装成老百姓赶路。
关岭县守城的是游国才的部队，是蒋介石部署在这里拦阻和准备追击红军的。我们到达城门口，被哨兵盘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是做生意的小商人，是进县城投宿的。但他们始终不相信，十分怀疑，因为我们说的不是贵州话。于是，我们4人便被扣留起来，寄押在关岭县监狱。游国才的部队连夜开拔追击红军去了，我们便成了关岭县的犯人。男的关在用木栏栅围起来的男监牢，谢小梅被关进女牢。一位老狱卒问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说是几个人合股做生意亏本，路过县城被部队误会抓进来的。
当晚，法庭开审，先把朱祺（又名朱阿根）带去了。怎样审他我们不清楚，但过不久，他便安然地回来了。估计（后来得到了证实）是用钱买通了法官，法官受贿答应放他，但又怕他说出真情，便要他立即离开关岭。
朱祺是组织指定我们在贵阳活动时的负责人，经费（部分是金子、金器）全由他掌握。他要先离开关岭，我便向他要路费，但他不给，说是到贵阳后再想法见面。当时老狱卒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4个人合伙做生意，为何两个先走了，连路费也不留。但也无可奈何，也得听命让他匆匆离去，带路的川籍老人也随他一起走了。
朱祺两人走了，我和谢小梅仍分别关在男女牢房里。第二天晚上，法庭又开庭审问我。
这是个老式法庭。桌上摆着签筒，半边是刑房，摆着不少刑具，旁边站着卫兵。
法官摆着架子，气势汹汹，劈头第一句就是：“你是共产党，要从实招来？”
我说：“我不是共产党，是做生意亏本，过关岭时，军队误会，被捕入狱的”。
法官好像心里有个什么底子，接着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昨天，我审了姓朱的，他说你们夫妻俩个不是他的同伙商人，他才是做生意的，所以放了他，你是共产党，该如实供认！”当时，我想，朱祺为了保他自己，说我是共产党不大可能，但说我不是他们的同伙商人是可能的。所以，我仍坚持说，是同伙商人。法官见我态度很硬，便动了刑，打了我20大板。我尽管受刑，但还是不改口。
停了一会，法官变了一个把戏，他说，你既然说是做生意的，会不会打算盘？
打算盘，我是会的。因为我在本乡当过6年店员。
这一招没有考倒我，法官又换了一个口气说；“共产党人才多，会打算盘不等于不是共产党。”
过了一会，他说；“你既然是商人，一定有钱。”
我说：“我和姓朱的合伙，生意失败了，还有一点钱也都给姓朱的带走了，连路费都没有留给我，不信，你可以去问监狱里的看守老人，他也看到的。”
法官不死心，一再逼我。他说：“姓朱的都有金戒指，你没有？”
我说：“男人那有金戒指。”
法官说：“那你老婆一定有，做生意的女人都有的。”
我回答说：“不知道有没有（事实上有2个金戒指，都放在小梅身边，是组织批准带在身上，以防困难时可变卖作路费），如有可以给你。”
法官逼着，我写了一张纸条交给小梅，叫她如有戒指可以给他。
审问完后，把我押回男监。
10多天后，关岭县换县长，清监犯。我平时做了老狱卒的工作，这时，老人教我一个设法出狱的办法。他说，等一会新县长和法官会到这里，你要喊冤枉。
过一会，新县长和法官果然来了，我便大喊冤枉。新县长问我为什么喊冤，我便把误会被捕的前后情况对他说了。他重复问我：“你真是小商人？那个年轻女人真是你婆娘？”我说是。他又看看法官，法官点点头。这位新上任的县长便行了大赦令，放我出狱，限我立即离开关岭县境。
我和谢小梅抓住这个时机，决定立即出狱离开。当时，身边只有几件旧衣服，唯一的一件毛线衣都卖掉交了狱中的伙食，还有一床小丝棉被捆成一个小包，法官想留下，我说是个破棉被，才让带走。
出了狱，到哪里去？这里没有任何关系。我和谢小梅商量了一下，还是去贵阳。
从关岭到贵阳，走了两天半，经过安顺县城，大路不敢走，专走小路。没有钱吃饭便卖衣服。贵阳没有稀饭卖，是卖糯米糍粑，花一个大铜钱就吃不完。
蒋介石为了追击红军，在贵阳坐镇。他走后，由吴奇伟和薛岳的部队把守，城里戒备森严，所有入城的人都要检查。当时，我们看准机会，随着大批老百姓一起混进城，在一个小街巷里的小客店住了下来。我装着有病躺在床上，外面由谢小梅应付，以免暴露。
贵阳城查得很严，每夜都有敌兵来客店查问。一次，我被传到一个检查站去询问。我说了情况，他们听我说得半客话半广东话，便起了怀疑，派了一个人和我一起回客店来，又查了一会才回去。
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店主便向我要钱，我说已经去信要了，没有那么快。他说，他是小本生意，没法应付。以后他想了一个办法，介绍谢小梅到他认识的一个保长（名叫刘简章）家里去当佣人，烧火、洗衣服等，光吃饭不给工钱（工钱也可能被店主当房租了）。又过了几天，店主对我说，你也去做工好了。他想介绍我去乡镇里当文书。我怕被人认出暴露目标，没有答应。店主第二次要我去当清道夫，打扫街道，我去了，和一个国民党军队下来的老兵一起，什么都得听他的。在这期间，生活很苦，在板凳上睡觉。但为了维持生活，伺机脱险，也只好这样干了。
那时，国民党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机关和街道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先扫公安局等机关，再扫街道，一人扫一条街。
我打扫过公安局的一间房子，这房子是敌军一个连长住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根蓝色的短棍，桌子底下还有一个类似牌位一样的东西，写着“戴”字，还点了灯，估计是蓝衣社特务对其主子戴笠的“礼仪”。一次，我扫地时，正好这个连长和另一个人在小声说话。我边扫地边留心听，那个人说，关岭县打了一个电话来，说那边有一个共产党到贵阳来了，要加以注意。我听后便警觉了。第二个月，把我调到消防队（救火队）。
我到了救火队，每天都要挑水，搞训练，累极了，每天干完倒头便睡。我原来有肺病，1个月后，肺病加重了，吐了血。起初请个假，悄悄地到天主教堂贫民医疗处去看病拿点药。以后有人向队长报告我吐血，队长便叫我去，说病会传染，把我开除了。我要求留下干轻活，也不答应。我只好拿了2件衣服便离开了救火队。
无活干，生活无着，又没钱治病，我只好又到天主堂去，要求他们让出一个小角落后，便铺了一个草席先安下身。但这终究不是办法，于是，我便去找小梅商量。保长不让我进屋，我俩只得在外头说话。经合计后认为，在找不到党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只好写信给亲友求援了。我买了信纸和信封，回到天主堂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我姊姊和姊夫（越南西贡梅溪市万和堂张敬之），另一信写给上海法租界至成里五号我堂兄罗悬弧。信中都说是做小本生意亏本，速寄路费来。寄去越南那封信，如石沉大海不见回洋，上海的堂兄倒及时回信和奇钱来了。那时，我化名林友松，表示像青松那样，坚决革命到底；谢小梅改名张玉梅。因为我没有固定地址，所以回信都寄到保长家。第一次寄了50元（银元），被扣去30元，只交20元给我们，信也被他们拆开先看了。以后我又寄信去老家枫朗，家里知道我的情况后，也寄钱来。保长刘简章看到我有信有钱收，当真相信我们是生意人，便准我进他房子去看谢小梅了。
